12月8日在汇丰商学院335教室，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黄朝翰教授和陈兴利博士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师生分别带来了题为“在经济理论和政策沿革的角度去理解习近平供给侧改革”和“对现代产业发展政策的新熊彼特式解读：以中国高速铁路为例”讲座。

第一部分

       黄朝翰教授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教授研究员，学术顾问，前东亚所学术所长。原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所 (IEAPE)所长 。讲座中，黄教授从一个外部人的角度讨论了习近平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在演讲的开始，黄教授简短的介绍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分析了中国过去超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工业化），和出口导向性。进口替代和随后的规模经济在那段时期对经济有较大贡献。王教授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评论是，虽然因为近些年的出口疲弱和过去几年过度投资导致的当下经济增速下降势头超过扩大内需对经济增势的贡献，中国经济依然会保持合适的增长趋势而不会向过去东亚其它国家那样出线增速的断崖式下降。

       这场讲座描述了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宏观政策从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和凯恩斯经济学崛起到货币主义再到供给侧经济学。黄教授介绍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观点为何是一个对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经济观点的好的综合，而不是过去美国的‘伏都经济学’。整个讲座用了大概三十分钟，最后以讨论环节结束。

第二部分

       陈兴利博士研究领域是中国经济发展ˎ 金融学和工业经济。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与应对策略。

       陈博士从新熊彼特学说框架出发来分析中国高速铁路产业的成功的产业本土化。新熊彼特框架认为创新和技术进步（最初通过购买）是一个发展新产业的必要前提条件。讲座介绍了一个基于中国高速铁路产业经验的新产业发展模型。当中国经济需要货币和财政的推动时，投资长期回报型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好的选择。通过投资HSR项目，中国获得了现期和未来的发展动力，项目有科技外溢，科技进步，带动了乡村城郊的发展。项目较强的正外部经济性促进了经济集群的发展。HSR项目发展了建筑和设备生产技术，为高新技术的管理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模式。这一产业政策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从历史上说，成功的产业政策需要微观，中观和宏观上的联系和合作。微观提供了人才和技术基础，宏观应为中观提供良好的货币，财政政策和宏观环境，这样作为产生经济效益的中观产业结构可以以好的产业政策来得到长足发展。

撰稿：李思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