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海闻：经济新常态下的“三大转变”
2015-01-27 16:46:05 信息来源：深圳特区报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对很多宏观经济的热点问题有精辟见解。近日，记者就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采访了他。
经济发展是波动的而不是线性的
深圳特区报：2014年，我国GDP增速为7.4%，在新常态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究竟会是多少，大家非常关心，经济学家对此看法不一，您是如何看的？
海闻：看一下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概平均是10%。这种高速度显然不可持续，新常态下要变为“中高速”，但究竟是多少？有一种观点认为，速度会逐年放慢下去。他们预测到2023年GDP会掉到百分之五点几。我觉得太悲观了，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客观上，经济也不可能这么一路掉下去，经济发展从来都是波动的而不是线性的。我和林毅夫都认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会比过去慢，但未来会在8%左右波动。
深圳特区报：这种预测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海闻：我表示乐观的理由很多。无论是企业家、老百姓，还是政府，都感到2014年经济不是理想中的状态，所以去年底政府还放松货币政策，进行了微刺激。大家感觉不好，恰恰说明未来会变好，发展速度会高于目前。
另外，我们要分析现在经济速度为什么会降下来。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发生调整。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每一次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增速都会放慢。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主要靠农业，解决温饱问题。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温饱基本解决，这时候人们需要有最基本的轻工产品，因此带来了城市的工业改革。在经济结构刚开始发生变化时，发展速度就会放慢。到了90年代的时候，人们对电视、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加大，经济景气，发展速度变快。但到了90年代末，大城市居民对这些家电的需求基本满足，增长速度又有点放慢。然后是住房和汽车的消费成为增长动力。现在汽车已经基本饱和，马上会看到汽车行业重组，房地产也到了比较平稳的时候。下一步人们就要在新的方面寻找需求，比方说健康、教育、文化等，这些方面的需求会产生新的结构调整。
所以说，最近经济放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们的需求到了新阶段，而围绕新需求的产业还没有得到很好发展。比如上学难，看病难，食品不安全，环境质量差等。如果这些滞后的东西都上来了，经济增速也会上来。
中国经济远未完成“起飞”
深圳特区报：如果和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目前的经济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海闻：这里我要介绍一种理论叫“起飞理论”，它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来的。他在上世纪60年代写过一本书叫《经济成长的阶段》，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分了好几个阶段，这些阶段可以简化成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两个大阶段。传统经济基本上是一个生存阶段，就是农林牧副渔，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我们几千年基本上都属于传统经济，现在很多国家仍然处在这个阶段。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中间有一个突变过程，罗斯托把这个过程叫做“起飞”，这是经济发展中十分关键的阶段。像一架飞机，在地上就是传统经济，飞到高空变为巡航状态就是现代经济，爬升过程是“起飞”。
我们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起飞的，起飞阶段有两个变化：第一是产业结构变化。起飞前以农业为主，中间以制造业为主，起飞结束是以服务业为主。第二是社会结构变化。起飞前大部分人住在农村，中间出现了移民，就像我们现在到城市打工，最后大部分住在城镇，这叫城镇化。起飞过程是一个国家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从世界上来看，第一批起飞的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战后起飞的主要是东亚和南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上世纪50年代韩国和中国大陆很像，基本上就是农业，人均GDP就100多美元。60年代开始韩国起飞了，增长速度在10%左右，最高达到15%，我们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起飞为“东亚奇迹”。韩国用了近40年完成起飞。前20多年都是10%左右的增长速度，后面十几年大概也有8%左右。中国现在离完成起飞还早，产业结构大概走了三分之二，城镇化方面还有40%的农民，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民超过5%，因此，我认为增速不可能掉那么多。
我们对中国GDP的分析一定要放在特定历史阶段来看。不要认为过去10%是太高了，不正常，但也不要以此自傲。不同发展阶段速度是不一样的。按照经验数据来看，完成了起飞的欧美发达国家，正常的区间是0%~4%。同样，那些还没有起飞仍处于传统经济阶段的国家，从经验数据来看，增速一般也不会超过4%。如果用一个人来做比喻，我们的经济正处于“青春期”，有其自身特点。
服务业潜力巨大， 其比重会上升
深圳特区报：您认为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会做怎样的调整，大概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海闻：现在制造业正在进行结构大调整，不景气。这里有两个特点：一是去除过剩产能，比如钢铁、光伏等；二是淘汰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像电子工业、玩具、家电、服装等产业，不少企业会萎缩甚至倒闭。这些企业过去曾活得很好，那是因为中国处于“短缺”和“穷”的时代，只要价格低，就算质量差也有人买。现在不一样了，大家追求质量，只有那些高端、高质量、有规模的制造企业才能活得好。
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要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调整到以服务业与高质量制造业为主，这是方向。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很多在70%以上。美国制造业非常厉害，农业是全球出口大国，但其制造业只占20%左右，农业只占1%左右，剩下的都是服务业。韩国在起飞的过程中，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现在占比超过60%。我们服务业这些年上升比较快，最近数据显示到47%了，但距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发展潜力很大。
服务业是如何拉动经济增长的？从理论上来分析，产业结构是随着人们的消费需求变化而变化的。当你收入低的时候，对农产品消费需求很大，随着收入增加，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需求会逐渐增长，最后，越来越大的花费会在服务业上。因为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跟你收入的增长是不会成正比的。比如穿戴，很多人有钱了就要穿品牌服装，其实品牌服装和普通服装从制造来说，差不多或者差别不大，但品牌服装往往价格是一般服装的很多倍，贵在哪儿？贵在设计和品牌，这就是服务业带来的附加值。
这两年我们GDP增长不快。制造业在萎缩的时候，我们说的大的服务业概念，也就是第三产业增长却有很多亮点，前年和去年增速分别是8.3%和8%。像金融业、零售业等增长都接近10％，电商在过去5年平均增速高达25%。你想如果服务业比重超过50%，而增长速度又能远远超过8%的话，它对增长的贡献会是多大？我相信过两年服务业还有一个高速增长阶段，会拉动未来十年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创新
深圳特区报：您认为过去30年的增长主要是一种扩张型的、资源投入型的增长，未来增长的动力主要靠改革创新，那么，改革创新的重点应该在哪些领域？
海闻：李克强总理讲过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我觉得有三方面改革空间巨大，必须加大力度：一是促进市场发展的改革；二是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改革；三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改革。
深圳特区报：请您具体说说这三方面吧。
海闻：促进市场发展，首先是政府职能要转变，把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坚决撤离。政府对经济不要过度干预。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强刺激政策的后遗症现在还在。美国主要依靠市场自身调节，复苏虽然慢些，但非常健康，现在增速达到5％。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还是过渡的。我参加一些规划论证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省的规划和那个省差不多。中央说要发展金融，各地都搞金融中心，说要发展汽车产业，各地都建汽车厂。大家都跟风式地搞经济，同质发展，造成产能严重过剩。政府该管什么呢？管市场失灵的地方，市场对很多问题无能为力。比如公平性问题，如民众吃穿、住房、上学、医疗等基本问题，政府必须管起来；还有外部性的问题，比如传染病防治等，市场也管不了；还有公共性的问题，如环境治理、公共设施建设等，这些也该政府来管。其次是国有企业改革。对民营企业来说，很多领域是禁区，这里就有放开准入问题。目前提出混合所有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市场，我认为这只是改革的过渡阶段。第三是财政体制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预算，地方政府不能乱花钱。
在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方面，主要是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认为中国城镇化滞后主要因为这两个制度的阻碍。户籍制度阻碍农民在城里安居乐业，公有土地制度又让农民不舍得离开农村。如果准许土地自由买卖，很多农民就会卖掉土地作为进城的资本，变成城市居民。土地通过买卖集中了，农业现代化才能全面深入推进。
促进社会长期发展的改革涉及很多方面：一是文化体制改革。美国文化产业占GDP的20%左右，居民文化消费占全部消费的30%左右。中国作为有文化底蕴的大国，要以体制改革来释放文化生产力。二是教育改革。这方面要改的东西很多。首先是农民工和他们子女的教育。几亿农民进城，谁来承担他们的职业教育、市民素质教育？农民工子女有2000万随迁在城市，还有6000万留守农村，这是一个更大的教育问题，不解决好会影响国家未来。其次是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方面我们与世界差距很大，没有建立完善的培养机制。另外，基础教育中的均衡发展等，也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三是医疗改革。美国健康产业占GDP的15%。而中国现在的健康产业只占5%。人们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后，很多钱会放在健康上。我认为要通过保险制度来解决看病贵，通过像当年解放农民那样解放医生来增加供给，解决“看病难”。
【学人简介】海闻：浙江杭州人，1952年8月生，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现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长。曾被国家教委、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等。主要学术著作有《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管理中的经济学》（与林双林合著），《转轨中的俄罗斯经济》（主编），《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系列》（与易纲主编），《今日自由贸易》（巴格瓦蒂著）（译校）等。
经济发展是波动的而不是线性的
深圳特区报：2014年，我国GDP增速为7.4%，在新常态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究竟会是多少，大家非常关心，经济学家对此看法不一，您是如何看的？
海闻：看一下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概平均是10%。这种高速度显然不可持续，新常态下要变为“中高速”，但究竟是多少？有一种观点认为，速度会逐年放慢下去。他们预测到2023年GDP会掉到百分之五点几。我觉得太悲观了，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客观上，经济也不可能这么一路掉下去，经济发展从来都是波动的而不是线性的。我和林毅夫都认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会比过去慢，但未来会在8%左右波动。
深圳特区报：这种预测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海闻：我表示乐观的理由很多。无论是企业家、老百姓，还是政府，都感到2014年经济不是理想中的状态，所以去年底政府还放松货币政策，进行了微刺激。大家感觉不好，恰恰说明未来会变好，发展速度会高于目前。
另外，我们要分析现在经济速度为什么会降下来。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发生调整。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每一次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增速都会放慢。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主要靠农业，解决温饱问题。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温饱基本解决，这时候人们需要有最基本的轻工产品，因此带来了城市的工业改革。在经济结构刚开始发生变化时，发展速度就会放慢。到了90年代的时候，人们对电视、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加大，经济景气，发展速度变快。但到了90年代末，大城市居民对这些家电的需求基本满足，增长速度又有点放慢。然后是住房和汽车的消费成为增长动力。现在汽车已经基本饱和，马上会看到汽车行业重组，房地产也到了比较平稳的时候。下一步人们就要在新的方面寻找需求，比方说健康、教育、文化等，这些方面的需求会产生新的结构调整。
所以说，最近经济放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们的需求到了新阶段，而围绕新需求的产业还没有得到很好发展。比如上学难，看病难，食品不安全，环境质量差等。如果这些滞后的东西都上来了，经济增速也会上来。
中国经济远未完成“起飞”
深圳特区报：如果和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目前的经济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海闻：这里我要介绍一种理论叫“起飞理论”，它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来的。他在上世纪60年代写过一本书叫《经济成长的阶段》，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分了好几个阶段，这些阶段可以简化成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两个大阶段。传统经济基本上是一个生存阶段，就是农林牧副渔，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我们几千年基本上都属于传统经济，现在很多国家仍然处在这个阶段。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中间有一个突变过程，罗斯托把这个过程叫做“起飞”，这是经济发展中十分关键的阶段。像一架飞机，在地上就是传统经济，飞到高空变为巡航状态就是现代经济，爬升过程是“起飞”。
我们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起飞的，起飞阶段有两个变化：第一是产业结构变化。起飞前以农业为主，中间以制造业为主，起飞结束是以服务业为主。第二是社会结构变化。起飞前大部分人住在农村，中间出现了移民，就像我们现在到城市打工，最后大部分住在城镇，这叫城镇化。起飞过程是一个国家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从世界上来看，第一批起飞的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战后起飞的主要是东亚和南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上世纪50年代韩国和中国大陆很像，基本上就是农业，人均GDP就100多美元。60年代开始韩国起飞了，增长速度在10%左右，最高达到15%，我们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起飞为“东亚奇迹”。韩国用了近40年完成起飞。前20多年都是10%左右的增长速度，后面十几年大概也有8%左右。中国现在离完成起飞还早，产业结构大概走了三分之二，城镇化方面还有40%的农民，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民超过5%，因此，我认为增速不可能掉那么多。
我们对中国GDP的分析一定要放在特定历史阶段来看。不要认为过去10%是太高了，不正常，但也不要以此自傲。不同发展阶段速度是不一样的。按照经验数据来看，完成了起飞的欧美发达国家，正常的区间是0%~4%。同样，那些还没有起飞仍处于传统经济阶段的国家，从经验数据来看，增速一般也不会超过4%。如果用一个人来做比喻，我们的经济正处于“青春期”，有其自身特点。
服务业潜力巨大， 其比重会上升
深圳特区报：您认为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会做怎样的调整，大概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海闻：现在制造业正在进行结构大调整，不景气。这里有两个特点：一是去除过剩产能，比如钢铁、光伏等；二是淘汰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像电子工业、玩具、家电、服装等产业，不少企业会萎缩甚至倒闭。这些企业过去曾活得很好，那是因为中国处于“短缺”和“穷”的时代，只要价格低，就算质量差也有人买。现在不一样了，大家追求质量，只有那些高端、高质量、有规模的制造企业才能活得好。
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要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调整到以服务业与高质量制造业为主，这是方向。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很多在70%以上。美国制造业非常厉害，农业是全球出口大国，但其制造业只占20%左右，农业只占1%左右，剩下的都是服务业。韩国在起飞的过程中，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现在占比超过60%。我们服务业这些年上升比较快，最近数据显示到47%了，但距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发展潜力很大。
服务业是如何拉动经济增长的？从理论上来分析，产业结构是随着人们的消费需求变化而变化的。当你收入低的时候，对农产品消费需求很大，随着收入增加，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需求会逐渐增长，最后，越来越大的花费会在服务业上。因为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跟你收入的增长是不会成正比的。比如穿戴，很多人有钱了就要穿品牌服装，其实品牌服装和普通服装从制造来说，差不多或者差别不大，但品牌服装往往价格是一般服装的很多倍，贵在哪儿？贵在设计和品牌，这就是服务业带来的附加值。
这两年我们GDP增长不快。制造业在萎缩的时候，我们说的大的服务业概念，也就是第三产业增长却有很多亮点，前年和去年增速分别是8.3%和8%。像金融业、零售业等增长都接近10％，电商在过去5年平均增速高达25%。你想如果服务业比重超过50%，而增长速度又能远远超过8%的话，它对增长的贡献会是多大？我相信过两年服务业还有一个高速增长阶段，会拉动未来十年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创新
深圳特区报：您认为过去30年的增长主要是一种扩张型的、资源投入型的增长，未来增长的动力主要靠改革创新，那么，改革创新的重点应该在哪些领域？
海闻：李克强总理讲过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我觉得有三方面改革空间巨大，必须加大力度：一是促进市场发展的改革；二是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改革；三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改革。
深圳特区报：请您具体说说这三方面吧。
海闻：促进市场发展，首先是政府职能要转变，把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坚决撤离。政府对经济不要过度干预。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强刺激政策的后遗症现在还在。美国主要依靠市场自身调节，复苏虽然慢些，但非常健康，现在增速达到5％。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还是过渡的。我参加一些规划论证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省的规划和那个省差不多。中央说要发展金融，各地都搞金融中心，说要发展汽车产业，各地都建汽车厂。大家都跟风式地搞经济，同质发展，造成产能严重过剩。政府该管什么呢？管市场失灵的地方，市场对很多问题无能为力。比如公平性问题，如民众吃穿、住房、上学、医疗等基本问题，政府必须管起来；还有外部性的问题，比如传染病防治等，市场也管不了；还有公共性的问题，如环境治理、公共设施建设等，这些也该政府来管。其次是国有企业改革。对民营企业来说，很多领域是禁区，这里就有放开准入问题。目前提出混合所有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市场，我认为这只是改革的过渡阶段。第三是财政体制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预算，地方政府不能乱花钱。
在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方面，主要是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认为中国城镇化滞后主要因为这两个制度的阻碍。户籍制度阻碍农民在城里安居乐业，公有土地制度又让农民不舍得离开农村。如果准许土地自由买卖，很多农民就会卖掉土地作为进城的资本，变成城市居民。土地通过买卖集中了，农业现代化才能全面深入推进。
促进社会长期发展的改革涉及很多方面：一是文化体制改革。美国文化产业占GDP的20%左右，居民文化消费占全部消费的30%左右。中国作为有文化底蕴的大国，要以体制改革来释放文化生产力。二是教育改革。这方面要改的东西很多。首先是农民工和他们子女的教育。几亿农民进城，谁来承担他们的职业教育、市民素质教育？农民工子女有2000万随迁在城市，还有6000万留守农村，这是一个更大的教育问题，不解决好会影响国家未来。其次是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方面我们与世界差距很大，没有建立完善的培养机制。另外，基础教育中的均衡发展等，也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三是医疗改革。美国健康产业占GDP的15%。而中国现在的健康产业只占5%。人们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后，很多钱会放在健康上。我认为要通过保险制度来解决看病贵，通过像当年解放农民那样解放医生来增加供给，解决“看病难”。
【学人简介】海闻：浙江杭州人，1952年8月生，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现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长。曾被国家教委、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等。主要学术著作有《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管理中的经济学》（与林双林合著），《转轨中的俄罗斯经济》（主编），《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系列》（与易纲主编），《今日自由贸易》（巴格瓦蒂著）（译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