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商业周刊】樊纲:2015年会好点
2015-01-21 15:48:52
7%到8%是我们回归正常增长,摆脱了过热增长
对2015年GDP增长率,我个人比较乐观,应该会比2014年高一点
岁末年初大家都在盘点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大概能走成什么样子。我想讲两点,首先回顾中国经济现在为什么比较低迷,然后我们再往前看,不仅看2015年,还要思考长期的趋势,中国还能不能有持续的高增长。
一、7%是中国回归正常增长
中国经济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状态?两大方面原因,第一、我们现在还在处理过去十年当中两次过热的后遗症。第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那次过热不是中国政府高投资,高财政,高货币刺激出来的。那时候每天都在打压,现在很多人记忆中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但还是压不住。2007年9月进一步调控紧缩房地产市场,把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压下去,房地产市场开始调头,10月份股市开始调头。
当时调整的力度还是挺大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跌了50%,季度GDP到过6%。本来想经过两年调整,2011年以后会恢复正常增长,没想到2008年底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了,爆发以后呢,G20一致决定我们要拖住经济,刺激经济。现在大家都记住了4万亿,其实4万亿很小,它是两年支出,一年只有2万亿,而且这2万亿当中多数不属于刺激政策,属于转移支付,是本来财政就要花的钱。这不叫刺激政策,刺激政策是什么呢?财政赤字,得无中生有,搞出一些需求来,扩大内需。当时的财政赤字有多少啊?从前些年的1.9%提高到2.6%,其它国家都是5%、6%、7%的刺激政策。真正的大头在哪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事在前几年一直压着的,到2008年底只有1万亿,2009年一下子跳到7万亿。6万亿,相当于GDP的14%。
两次过热叠加一起,问题是挺严重的。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大家正在经历的,周期性产能过剩。
所以,防过热,不是防当时那点事,防的是现在这点事。几百年来西方的市场经济,一轮轮的商业周期结果就是倒闭破产。我们也得经历这些调整,产能过剩、债务问题总得处理。为什么这两年我们投资相对弱?就因为有这些过盛产能压着。这个调整应该说蛮痛苦的,尽管是软着陆。
软着陆也是蛮痛苦的,从12%的GDP增速跌到7%,5个百分点那是2万多亿将近3万亿的增加值,多少企业要受到影响。但客观地说,我们毕竟还不是崩盘,不是硬着陆,不是一次危机,我们是软着陆。软着陆的含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经过一个相对长时期的调整,在保持经济继续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兼并重组,结构调整,把一些过剩产能逐步消化,逐步恢复经济的正常增长。
软着陆的条件是什么呢?原来的泡沫不太大。客观地说还真是我们的宏观政策起了点作用。2004年到2007年的时候,压着它没有让泡沫任意地发展下去;2009年到2010年,为了应对危机我们确实采取了世界上最大的刺激政策,但是也是最早退出的国家。以什么为标志?2011年4月房地产限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紧缩政策,有钱不能买房子是一个极端的措施。2010年6月开始清查地方融资平台。2010年下半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全面收紧。
因为退出比较及时,我们的泡沫不是太大。比如房地产,当时一线城市确实有比较大的泡沫,但由于政策调整相对较快,没来得及波及二三四五线城市。这两年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基本平稳,限购没有引起全国的大跌,甚至中间还往上拱。
现在,有些问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有些产业已经开始恢复,过盛产能得到了清理,汽车、消费品,一些机电行业都恢复了正常增长,加上服务业、互联网、物流等这些新的增长点。现在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是最大的部分了。
回到关于“新常态”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有不同看法。现在通常的说法是,过去我们两位数的增长是常态,但那个时候靠的是什么?刺激。第一,过去30年中国绝大多数时候不是两位数增长,1997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就是7%左右的增长,还有通货紧缩,CPI通货紧缩。那时候年年写文章,怎么扩大内需、摆脱通货紧缩,企业怎么能够恢复正常增长。我们的记忆有选择性,愿意记住自己辉煌的时代,忘了那些比较难的时期了。
第二,过去中国GDP一超过9%的增长率,一定通货膨胀,要么楼市泡沫,要么股市泡沫,要么楼市泡沫加股市泡沫,2007年最高百分之十四点几,通货膨胀加楼市泡沫加股市泡沫。10%从来都是中国的过热增长,不是正常增长。所以说,现在到了7%到8%之间,是我们回归正常增长,摆脱了过热增长。什么是正常增长,经济学的术语叫潜在增长率,即在没有通货紧缩,也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的增长。
二、2015年的经济增长会比2014年好一些
对2015年GDP增长率,我个人比较乐观,应该会比2014年高一点,今后几年也会是比较稳定的、正常增长。
现在中国经济比较低迷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政策过紧。现在,严格来说我们有轻微的通货紧缩,CPI已经很低了,新的数据是1.4。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数据是生产者价值指数,PPI。PPI已经34个月负增长了。上一次PPI连续负增长是1997年到2003年,31个月连续负增长,我们现在至少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PPI负增长,而且还没看到头。这说明我们总需求不足,经济过于低迷,没有充分实现我们的潜力。
2010年我们及时退出了刺激政策,采取的一系列在当时是正确的紧缩政策。但是,四五年过去了,经济回归正常了,他们把这个紧缩政策忘记了。经济已经走向正常,政策就要趋于中性,但是迟迟没有做。最近住房限购有所松动,但还没有完全放开,准备金利率还是20%以上,利率刚刚动了一下。紧缩政策实施时间过长,导致整个经济过紧,包括资金紧张。
第二是缓解风险不够积极。第三是新问题了,不作为,该做的事不做。政府自己的项目不做了,钱也不花了,也不替企业跑项目了。2014年6月,财政部开了个会,督促各级政府加快财政支出。最近又有新消息了,这个月有两万亿政府支出没有花。政府需求是经济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太大了不好变成政府刺激,没了也不好,整个需求就少一块。政府不能越位,不能干预,但是政府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要干自己应该干的事,经济才能平稳增长。现在政府一有动作,安排个项目,就有人所是不是在刺激经济,我说这不叫刺激经济,这叫回归常态,政策回归中性,政府在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潜力很大,7.5%的GDP增长率不是很难的事情。最近降个息,股市就开始动了。如果政府政策回归中性,不要太紧缩了,中国经济就能够真正恢复正常增长,而这个正常增长比我们偏低的增长速度一定会高一点。政府已经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稳增长。相信今后一段时间各方面的政策会开始回归中性,如果这成为一个基本趋势,2015年的经济肯定比2014年要好,尽管世界经济还不太景气。
三、我们还有二三十年高增长的潜力
我再谈谈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判断。我们最近也在做“十三五”前期规划和研究。基本结论是,今后5到7年,7%—7.5%的潜在增长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这样的一种现实分析要做点类比。经济学当中有一个赶超指数,就是用你的人均GDP比美国的人均GDP。2013年我们的人均GDP是6700多美元,美国大概五万多美元,我们的追赶指数大概在13%,2014年年底我们大概接近14%。如果在世界上进行比较,韩国和台湾地区什么时候达到13%的水平?1979年、1980年。达到这个水平后,它们又有了20年的高增长。
当时的“四小龙”一共5000万人口,不到3000万劳动力,都能够实现40年的高增长。我们14亿人口,8亿劳动力,要解决充分就业,解决劳动力转移,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至少60年高增长总是有的。我认为我们再有二三十年高增长的潜力是完全有的。
当然,这要分析各种因素,劳动贡献多少,资本贡献多少。劳动的贡献可能会比过去低一点,我一直认为中国不是劳动力用完了,是劳动力没用好,农民工进了城待不住又回去了,退出了劳动力供给,回到了低生产率、低收入的就业岗位。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一时半会还解决不了,因为涉及到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
资本的贡献率应该不小,如果能够提高效率当然更好了。我们的储蓄率将近50%,如果我们努力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资本的贡献可能更大,这个是基本的假定。
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这个问题上我比较乐观。不像有些学者,把我们的企业批评的一无是处。中国企业发展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跟英国的差距是200年。这200年当中人家兢兢业业,搞企业,搞发明创造,你在这打内战,被侵略,搞文化大革命,没干正事,1980年刚刚起步,怎么也得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山寨。还有学者跟印度比,但是印度的私人企业140年没有间断过。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越来越多的产业,越来越的企业开始有创新能力了。今后几十年,这个因素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几个因素比较下来,大致7%到8%的增长还是有保证的。当然这些是潜力,潜力不等于现实。要把这些潜力发挥,要保持二三十年的增长,中国要做很多正确的事情——改革、发展教育、发展科研、发展各种产业。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大家对改革现在都有点不满意,觉得说得多,做得少,可以看到一步一步还是在做的。
四、做正确的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还是有保障的
说到经济结构,我多少讲讲,为什么我对中国经济还有信心的另外一个因素。现在大家都瞧不起制造业,批判制造业,媒体、学者,甚至一些政府官员唱衰中国制造业。但是,放眼望去,有几个国家能够有制造业?
从发展经济学来看,落后国家能不能追赶上来,能不能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最终取决于你有没有制造业。
这一次的资源价格下降,就暴露出了多数所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问题——他们没有制造业,只能出口一些原材料、农产品。所以,制造业是安身立命的根基,持续发展的基础。而且没有制造业你谈什么创造?“中国制造”这个词在世界上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从一个假冒伪劣的制造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制造业强国。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要调整结构,但也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放弃我们的强项。有些制造业,比如低端的皮鞋、袜子,现在越南人做的成本比我们低,你可以到外面去做,但是你可以提升产业链,做中端的皮鞋、袜子,做高端的皮鞋、袜子,做西班牙人的皮鞋、袜子。
从长远来看,我们当然要努力调整经济结构,但是怎么发展各行各业,怎么用现代技术改造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这是我们对“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政策建议之一。不要再是政府选择一些产业,鼓励投资,然后出来一个过剩产业。相反,政府应该鼓励各行各业,包括传统的制造业,去提升生产力、提高竞争力。然后做各种改革的事情,搞好宏观调控,避免各种危机的出现。
我们发展到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阶段,确实各种问题都开始暴露。这个阶段是容易出事的时候,拉美也在这个阶段出事。我们也有各种风险,怎么既防止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又防止社会危机,还保持一个持续增长的环境,这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
就目前来看,我认为只要我们认真做事情,很多问题是能够化解的,包括金融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问题。所以,做正确的事,认真做事,政府不越位、不缺位,各行各业做该做的事情,中国经济持续的增长还是有保障的。
撰文/樊纲(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编者注:本文系樊纲教授在“金融街学术大讲堂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项目‘思享会’”上的演讲,有编辑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