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的创新机制有何异同？中美的制造业如何分别迎战工业4.0与万物互联的浪潮？美国的科技力量与中国的创业创新群众运动能否结合？围绕中美创新与创业的区别与融合，麻省理工斯隆管理评论和天时创业实验室组织了一系列访谈、研讨和论坛活动。本期是第二篇，谈中美创新与创业，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魏炜教授应邀参加了讨论。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魏炜教授：
我研究商业模式，从商业模式的角度看，MIT这个创新机制生态的设计非常有道理，它实际是很复杂的。围绕着创业，有很多组织，内部的或者半开放的或者是外部协同的一些组织，在整个生态当中担任着不同的角色。
我有一个问题先提出来，一个研究型的教授和从事创业的科研应用的教授，角色应该怎样协调？在中国这个问题一直解决得不是很好，如果我研究做得很好，有了一些可以解决问题的产品、技术之后，我更希望自己去创业，最后就会产生两个角色，他往往在一个人身上很难剥离开。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显的差别，MIT是怎么处理的？

MIT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副院长：
魏老师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有些教授自己做出了一些知识方面的突破，他要自己去创业，而不愿意交给别人去做，怎么办？这种情况在MIT很少，非常少。比如刚才我介绍那个兰格教授，他90%的时间就是做科研，虽然他创办了很多公司，但他从来不去做具体的管理事情。他觉得这不是他的优势。
魏老师讲的这个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担忧的。因为创新的人不见得是创业最好的人才。搞一个公司，有很多非常具体的事情，往往搞科技的人搞不了。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怎么能够支持创新的人把他这个知识转移，而不是通过他自己的角色转换来转移。
这方面MIT很多做法是值得借鉴。一个创新的教授搞出一个新的知识来，可以有很强的商业用途，但是我现在不愿意去做商业，你帮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学校便会想方设法，给你铺平各种各样的道路。这样的话，你还能够专注于科研。
北大也好，清华也好，中国其他的高校，一定要想方设法，创新的人才是非常难得的。创新的人才比创业的人才要更加难得，所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服务的平台，为创新的人才去服务，帮他们解决很多繁杂的问题。MIT是一个平等的学校，但是他要给创新的人才服务的时候，他的服务是非常周到的。他做很多具体的事情，比如你要跟投资公司见面争取风险投资，他说你都不要去，我们给你配备这方面的人才。因为你作为一个教授，还介入到这种复杂的谈判里面去，这样就没有时间去做实验了。
此外，我在MIT这么多年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我们很多的同事，如果他们离开学术界去创业的话，可能这些人是十亿万富翁，百万富翁。但是这些人的精神，他们是要做学术的，而且很多他也不是社会人物，不会在社交场合花太多的时间，不会写那么多的微博。因为学术是非常寂寞的，应该实实在。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商业知识的话，就应该有一个平台为他服务。这个平台怎么设计，应该根据各个学校不同的结构来去设计。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郭蕾副院长：
我想稍微呼应一下黄教授的分享。北大有一个这样的平台，产业技术研究院。我们要提供这样一个机构，包括技术转移部门，专利授权，合同的谈判，商务的谈判，我们希望做到北京大学最富有才华的教授和学生，他们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和交叉学科领域能够产生创新性的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剩下的事情怎么办呢？交给这个平台上，专业机构的人来做。
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邓教授在干细胞领域有一个原创性的发明。这是一个偏纯科学的研究，在一个很好的杂志上发表。他其实离产业化还有蛮长的一段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国家就有这个能力还有这个远见，就把他这个技术成果以专利的形式，我们授权，然后产业化。
这和耶鲁今年一个案例比较相似。今年春节耶鲁有一位教授在肺癌方面有一个原创性的成果，可以激发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这个消息一发表，世界上著名大的药厂就跑到那里去了，要跟他的部门谈这个事情，怎么授权。我觉得大学需要这样一个专业的机构去运营这些事情。

MIT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副院长：
这里头有很多细节的事情，比如耶鲁教授有基础科学的发明，有医药公司要把它商业化，这里头出现一个学术公开性和商业保密性一个冲突的问题。如果这个教授搞出这个科研成果，因为它有商业价值，而商业价值是要保密的，如果耶鲁同意这个医药公司把这个科研结果通过保密方式，只给一家公司授权的话，这个对科研研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打击。
我觉得我们想的更多的应该是什么呢？当我们出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想出一个机制来解决这个矛盾？我不了解耶鲁的情况，但我了解MIT的情况。MIT如果碰到商业的保密性和学术的公开性之间冲突的话，他永远是选择学术的公开性，从来不会选择商业的保密性。即使你有几亿美元的回报，他的研究结果必须要公开，不能保密。我就知道有几个案例，公司说只要你给我做出这个东西来，我给你什么什么，都被MIT拒绝了。
在这点上来讲，MIT有一套一套这样的做法，他要平衡一下，他也希望公司能够给他提供很多的资源，因为大学的研究经费是非常高昂的，他也需要这个东西。但是怎么把保密性和公开性平衡做好，这就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这里头必须有一个精神上的追求。像我们跟外面签的合同，条款里面明确规定，即使你这个公司支持我们做这个项目，所有的研究成果都要向社会公开。很多公司就不愿意去支持这个。不支持就不支持。因为我们最看重的是做科研，而不是跟一家公司合作。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魏炜教授：
申请专利是保密的吗？

MIT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副院长：
专利这个体制是非常有意思的。专利是一种垄断，但是虽然垄断，信息都是公开的。专利实际上是比较后面的一个过程了，已经不牵扯到基础知识公开性这个问题了。怎么从基础知识到专利，这中间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怎么从专利做成一个企业，中间也有很多事情要做。特别是从知识到专利这个过程，我们不能牺牲学术的自由和信息的公开。它是有些办法的，而且不同的个案有不同的做法。
对专利来说，授权是其中一个办法。我们的教授一般很少自己去当老板。比如他可能有研究生说，学术这么难，我就做创业吧，如果一旦这个学生决定他去创业，作为教授，你马上要停止对他学术上的指导。因为他商业的东西不能跟学术的东西混在一起。你还可以留在这做学生，但是需要别的老师给他指导，你不能给他指导了。虽然我的知识是从你这里来的，但是我去创业，你就不能再做我的博士导师了。
至于成果怎么处理？产品怎么样商业化，是怎么一个机制？MIT有一个创业中心，有一个强大的队伍，都是创业专家。有的时候教授产生出来的知识，教授不见得是判断它是不是有商业价值最好的一个人。这些人帮他出谋划策，你这个可能有商业价值，你应该这么去做。这也是MIT在在美国的学校里这方面做得比较先进的。哈佛最近几年也开始做创业中心这件事情。

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劳维信：
大家好！我是劳维信，我现在是在做天使投资，有一个基金叫点亮，同时也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北大有教书。我教了创业差不多十年，今天黄教授有一句话，我觉得影响我思路最大的，创业是创新的衍生。在我认识的很多创业朋友里面没有这个想法，他们把创业看成有创新的创业，不算创新也算创业。比如你开咖啡厅，我们不能说不是创业，但没有明显创新的成分。我自己见过很多投机的对象，每天我见很多公司，我经常问他你的创新在哪里，他们回答不出来。而且我觉得这种很类似，不但抄海外，还抄国内不同公司的，这个和MIT的理念是有违背的。我们年轻创业者应该深刻思考这个问题，我很鼓励他们创业，但是我也鼓励有创新性的创业。今天这句话对我的启发是最大的。

北京市科委朱世龙副主任：
大概2010年我去过一回MIT，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北京在中国来说，应该说科技和创新的资源最丰富，我们有大量的中国科学院，有中央各部委的研究所，特别有北大、清华。我感到我们这种生态确实跟MIT有很大的差异。科委在海淀区内，我们一直替北大挺着急的，从创新环境来说确实有些差距。
自从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后，去年全国登记的公司大概1300多万家，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出自高校或科研院所。曾经有一种统计，北大的亿万富翁在全国的大学里是最多的。我们到美国硅谷去看，印象比较深的，MIT确实培养了很多创新人才。北京创新的环境是有，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还需要向MIT学习。比如成果怎么处理？

MIT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副院长：
1300万家！我觉得，一个黄金的时代马上就要揭开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这里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1300万里面哪些是有一定的科技含量？我倒是想请教各位，为什么创业的高潮在去年和今年发生了，而不是在以前？
这里头我提一个假设，这也是有数据支持的——创业热情往往跟GDP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当GDP增长慢的时候，现有的公司就会碰到很多问题，它的就业能力就会下降，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就要考虑了，创业给我带来的回报和我到一个公司给我带来的回报，哪个更大。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科技含量？因为一般有科技含量的创业，受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而恰恰是没有特别多科技含量的这些创业，因为宏观经济形势不好，就业能力就会下降。比如房地产以前大公司都在招人，现在不招人了。
当然可能还有政策和法律方面的鼓励和改善。我一直认为中国过去对创业和创新一个最大的阻力，是因为体制，从政治上、金融和经济上都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这是对创业和创新最不利的一个因素。因为它造成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国有企业垄断利润，可以从人才市场拿到最优秀的人才，本来你可以去创业的，但是你可能会到国有企业去工作。我希望从体制上改革的话，即使这些体制改革本身不是跟这个创业创新有直接的影响，也可能会促进这个创业和创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