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党委举办教师代表座谈会，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与会教师代表围绕党的全会公报中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提振消费”“文化强国建设”“制度型开放”“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等重要表述认真学习和热烈研讨。

座谈会现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这些方向性建议将为“十五五”期间我国民营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提供有力的指引和支撑。

“十四五”期间，我国民营经济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活力和态势。据统计，截至2025年5月底，我国实有民营经济组织1.85亿户，其中民营企业超5800万户，比“十三五”末增长超过40%；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超42万户，占比达92%以上；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我国外贸总值比重从2020年的46.6%提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57.3%，连续6年稳居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地位。“十四五”期间，民营经济促进法于2025年5月20日正式实施，首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法律，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十五五”期间民营经济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全会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在惠民生、促消费领域，民营经济大有用武之地。要加大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的投入，强化AI基础设施和应用投入，提升民营经济领域高质量就业能力，发挥好民营经济稳就业、保就业的主阵地作用。

全会提出，要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十五五”期间，要进一步畅通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渠道，破除现存的堵点、卡点，畅通大循环。根据有关数据，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已从过去的328项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仍存在着不少堵点和卡点。对此，全会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种市场障碍，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为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促进民营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

——党委书记、副院长任颋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及更长阶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其提出的关于实体经济、科技自立自强、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及国内市场建设的部署，既是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我想围绕以下四个核心方向展开交流探讨，切实将全会要求转化为履职实践的思路与举措。

第一，全会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基于我国发展实践的经验、美西方国家“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空心化”的历史教训做出的英明决策。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润滑剂，要服务好实体经济的需要和发展，不能喧宾夺主。金融学者要研究好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如何促进良性互动、防范金融风险等重大课题。

第二，全会提出在“十五五”期间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近年来，美西方国家不断在科技领域对我国进行封锁制裁，试图遏制我国发展进步的步伐。在“十四五”期间，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的科技界和企业界忍辱负重，砥砺前行，取得了很多重大突破，在很多领域打破了美西方国家的围追堵截。期待在“十五五”期间，我国能够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长足进步，基本上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从此“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第三，“十四五”时期我们见证了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重大科技突破。全会也提出在“十五五”期间要“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作为教育从业人员，我们肩负重要使命，要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我们要意识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将会推动生产关系发生结构性改变，这是学者的重大机遇，我们要积极投入到对新型生产关系的研究中去。

第四，全会在建设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说明供给和需求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的重要性，单方面强调和推动供给或者需求最终都会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问题。多年来我国不断出台各种措施促进内需，提出“国内大循环”，希望在“十五五”期间能够从顶层制度到基层配套的全流程各个方面进行深化改革和体系构建，实现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

——党委委员、教工党支部书记、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李荻

学习了《建议》及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原文之后，我对财经传媒育人和新闻传播 研究使命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学生培养目标上，财经传媒专业跳出单纯财务数据分析的训练模式，指向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等具体场景，扎根“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转向“产业链价值叙事”的能力培养。例如，学生用数据新闻呈现芯片制造国产化进程的技术突破节点，或通过深度报道揭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效应。

第二，公报指出，“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因此在培养学生时破除三大误区：一是避免将“讲好中国故事”窄化为民俗奇观展示；二是拒绝陷入西方话语体系和算法流量的逻辑；三是警惕商业利益驱动下的过度娱乐化改编。指导学生用比较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读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通过第三方民众的信息重构叙事权威性，运用交互式信息图表破解西方受众的认知偏见。

第三，全会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财经传媒专业基于深圳市和大湾区的地缘优势，尤其是出海企业聚集效应，培养学生摒弃简单的成就宣传路径依赖，转向“风险预判-危机沟通-声誉管理-品牌建设”的全流程实战演练，扎根产业，给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信息服务和品牌建设。

第四，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促进原始创新，意识到人工智能不仅是生产力工具，更是生产关系重构变量。财经传媒专业教师的研究关注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大问题：关注算法推荐机制对劳动者职业技能需求的重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探究短视频平台如何改变县域青年的职业选择偏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对比中美欧人工智能伦理指南差异，探索跨国科技企业的本土化适应策略；建立“技术扩散-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提出“负责任的创新扩散”模型，平衡技术进步的社会包容性与市场驱动力。

总之，财经传媒专业将学生培养和研究工作建立在政策文本的基础上，建立“政策关键词-学科知识点-教研案例”三级对应表。无论是课程体系中增设“出海品牌传播”，还是在科研项目中关注“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都以国家发展为大目标。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委委员、副教授叶韦明

《建议》提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结合过去几年全球科技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迅速发展，我国未来五到十年的科技发展必然要在人工智能方面做到全球领先。人工智能技术的竞争，一个是在深度上，一个是在广度上。

在深度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和基础学科的投入，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储备充足的人才。这意味着要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和逻辑能力，在中学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在大学阶段加强计算机科学、数学、统计学等基础学科的建设。同时，要加大对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投入，支持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研究，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顶尖人才。

在广度方面，需要向全社会普及人工智能教育，提高全民 AI 素养。这不仅包括向公众普及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和应用，还包括培养公民在新技术时代下保护个人隐私的意识。我们可以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普活动，如举办人工智能展览、开设线上课程、组织讲座等，让更多人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同时，要加强对公众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数字素养和信息安全意识，让他们能够正确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

总之，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要以《建议》为指导，加强基础教育和基础学科建设，普及人工智能教育，提高全民 AI 素养，加强国际合作，努力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领先，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院长助理、长聘副教授陈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全会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结合近期国家政策取向，我体会到，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重心，正沿着三条主线展开：处理旧账、培育新质生产力、重构收入分配。这三条主线既体现了治理逻辑的延续性，也展示了体制创新的方向性。

一、处理旧账：从“负重前行”到“轻装上阵”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在高投资、高杠杆的体制下快速增长，也积累了相当的“旧账”——地方政府债务与房地产库存。这是治理现代化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四中全会精神强调，要“完善财政体制，健全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其核心并非简单“去杠杆”，而是要在制度上形成长效约束和再平衡机制。

近期提出的低息国债置换地方债、收储滞销商品房转为保障性住房，正是这种思路的体现：通过中央信用与财政统筹，把沉淀的资源重新激活。思辨地看，这是一种“制度纠偏”——在保持宏观稳定的前提下，用制度创新取代行政管控，用市场化机制化解体制性风险。处理旧账，不是单纯的“清盘”，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次再校准，让经济重新具备“轻装上阵”的能力。

二、培育新质生产力：从“人多力量大”到“人均本事强”

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从“规模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系统转型。这种转型不仅关乎产业，更关乎人的能力结构——从“人多力量大”到“人均本事强”。

当前国家集中布局的人工智能、生物制药、商业航天、可控核聚变等战略领域，代表着未来全球竞争的制高点。但更值得思考的是：真正的机遇不在风口本身，而在风口的周边。AI带来算法革命，但对普通人而言，更现实的机遇在于AI工具的应用、数据标注、行业场景开发、精密设备维护等领域。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呼唤“懂技术、会应用”的群体性跃升。

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看，四中全会的任务不仅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更是“构建支撑新质生产力的社会结构”。教育体制、科研评价体系、资本配置逻辑，都需要重新塑形，使创新真正成为普通人可以分享的红利，而非少数精英的特权。

三、重构收入分配：让人民敢花钱、能消费

当前消费恢复乏力的核心，不是短期信心问题，而是结构性分配问题。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其实质是要通过制度安排重塑消费预期，让居民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一方面，要让大家有钱花——这意味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推动要素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另一方面，要让大家敢花钱——国家要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扛起更多“托底”责任，让居民的未来支出可预期，从而增强消费意愿。思辨地看，这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社会契约的再构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治理能力，最终体现在能否让民众在制度上拥有安全感与尊严感。

——院长助理、长聘副教授刘柏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劳动力市场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些要求聚焦于“促进流动提效率”“提升质量稳就业”“深化改革强保障” 三个核心方向，下文将逐一分析其内涵与实践意义。

第一，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提高配置效率。全会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这意味着将进一步打破城乡、区域、行业间的人为分割，改革户籍、社保转移、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附着机制。经济学上，这等于降低了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摩擦”，使劳动要素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按照边际生产率进行重新配置，提升整体效率与生产率水平。

第二，提升就业质量，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全会强调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体制机制”。这不仅是增加岗位数量，更强调提高就业的匹配度与可持续性。经济学中，这涉及到人力资本积累、技能培训、终身学习机制，以及劳动者在产业升级中的再配置问题。通过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可减少结构性失业，促进劳动者在高附加值产业中的转移，从而提高劳动报酬与社会整体福利。

第三，深化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完善市场化机制与保障体系。全会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总体框架下，明确要“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这表明未来改革方向将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体到劳动力市场，就是要构建更加灵活而规范的劳动用工制度：一方面，工资形成机制、劳动合同制度、就业服务与信息平台要更加市场化，以提升匹配效率；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最低工资、劳动监察等公共制度要更加健全，以防止市场失灵导致的就业不稳定与劳动权益受损。经济学上，这种“灵活性与安全性并重”的制度设计，有助于形成动态、高效、包容的劳动力市场，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总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从体制机制、政策导向与制度设计三个层面，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既要让劳动力“流得动、用得好”，又要保障其“有尊严、有保障”地参与现代化建设。

——长聘副教授蔡晓鸣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提振消费”“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不仅为国家发展指明方向，也为营销领域的教学创新、科研落地提供了明确指引。我结合自己作为营销学教师的身份，从以下三个维度分享我的思考。

第一，全会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点让我感受特别深。作为营销老师，我越来越感觉现在的教学不能只停留在传统营销理论上，学生未来面对的市场已经完全“数智化”了。所以接下来我会更主动地把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推荐、AIGC等前沿内容融入课堂，让学生明白技术如何改变消费者的决策方式，也希望他们能拥有敢于创新、拥抱变化的思维。以我自己讲授的一门课程Marketing research为例，过去这门课只介绍传统的营销研究方法，比如问卷、访谈等，最近我在这门课上加入了一些关于如何使用生成式AI来辅助做营销研究的内容，与现在最新的企业实践接轨。

第二，全会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这其实和营销教学和研究高度相关。营销的核心就是理解消费者、打造品牌、创造价值。未来我的科研方向，也会更多聚焦国产品牌建设、数字经济时代的消费新趋势、城乡和区域市场的潜力挖掘等，希望能通过实证研究为“扩大内需、增强内循环动力”提供营销视角的支持。

第三，全会提出要“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从去年我们的《黑神话：悟空》到今年年初的《哪吒2》，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都在出圈，火到了海外。未来我会更加关注这一方面的企业实践与科研动态。

——助理教授唐闯

与“十四五”相比，“十五五”实现了从“补短板”到“锻长板”的战略跃升：如果说“十四五”重在通过科技自立自强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构建安全可控的产业体系；那么“十五五”则着眼于通过制度型开放和规则引领，回答“强不强”的问题，推动中国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这一转变对商科教育和企业全球化战略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作为北大汇丰商学院研究战略与国际商务的老师，深入学习四中全会公报后，我深刻感受到“十五五”规划正在重构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逻辑基础。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从“融入全球化”转向“引领全球化规则制定”的战略跃迁。

一、战略定位的深刻转变：从“十四五”到“十五五”

从国际商务视角看，“十四五”解决的是“自主可控”问题——通过科技自立自强补齐产业链短板，核心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安全屏障。“十五五”则要回答“规则引领”问题——通过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种转变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开放逻辑升级：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如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第二，创新目标跃迁：从关键技术攻关转向引领未来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培育（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制高点争夺）；第三，安全内涵拓展：从产业链备份转向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规则话语权构建。

二、新提法的战略深意与国际商务启示

“制度型开放”重构全球竞争维度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关税减让，其核心是参与数字贸易、绿色标准等21世纪新规则制定。这要求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如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碳足迹认证体系。

“新质生产力”催生全球化新范式方面，公报将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纳入现代化产业体系，标志着全球价值链竞争从效率优先转向创新主导。提示我们关注"创新出海"新模式——通过技术许可、联合研发等知识密集型方式拓展国际市场。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释放新动能方面，人力资本投资首次与物质投资并列（如STEM教育、技能培训税收抵扣），将重塑跨国企业的区位选择逻辑，人才枢纽型城市将获得新竞争优势。

三、商科教育的转型方向

基于上述变革，我将在三方面推进研究创新：一是研究重点更新，增加基于《全球规制经济学》《数字贸易治理》的研究，强化对CPTPP、DEPA等新型经贸规则的案例教学；二是研究重点转移，积极参与“制度型开放实验室”，开展高标准自贸区压力测试、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等前沿研究；三是培养模式升级，参考与华为、比亚迪等全球化企业，努力实行新模式类似于“新质生产力研习营”，培养学生以技术创新破解“规则壁垒”的能力。

总之，“十五五”规划的本质，是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规则演进的推动者。作为国际商务教育者，我们必须培养学生掌握两大核心能力：用技术创新穿越传统贸易壁垒，用规则设计赢得制度竞争空间。唯有如此，才能为中国企业在全球治理转型期把握战略主动提供人才支撑——这是时代赋予商学院的新使命。

——助理教授汤一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其中两个的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回顾和对照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内容，我简单介绍自己的体会。

“高质量发展”方面，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在质量提升的同时保持合理规模，防止盲目扩张。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还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再单纯追求“数字”，而是要让每一单位产出都更有价值。这就要求我们要思考如何在实际生产中把“规模”转化为“质量”。比如，对企业的考核不再只看产值，而要看技术创新、绿色转型和产品附加值。企业层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政策落实在鼓励企业通过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来提升质量，这样推行“质量指标+产值指标”的双重考核体系，而不是单纯扩大产能，就能让宏观的高质量目标落到微观的企业层面。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三中全会已经提到的一个重点方向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链建设，这次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还指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一系列问题。要实现自主创新，需要逐步重视创新链这个新概念：创新不只是科研院所的事，它需要创新链上包括金融、财政、市场等多方协同。只有当可落地的创新项目能够快速获得资金、得到政策扶持、并且有渠道顺利进入市场，才能把自研科创转化为生产力，来完善创新链。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包括：呼吁建立一些“创新项目融资绿色通道”，对符合国家科技创新方向的项目，提供低息贷款或专项债券支持；完善科研成果转化的税收优惠，让创新链条的每一环都能感受到政策优惠，这是一个未来值得加强和期待的方向。

——助理教授王小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