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行汇率政策，前中国央行智囊称其虽有优点，但“不可持续”，他并呼吁货币当局加速汇率制度改革，以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政策，但同时其也为央行目前施行的严厉资本管制辩护，称其作为过渡政策“利大于弊”。

　　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认为，由于众多无法解决的问题，现行汇率政策将“不可持续”。余永定系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近日在北大汇丰商学院举办的2016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上表达了这一观点。

　　“无可持续”的原因之一在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如央行所称，“若频繁降准会大量投放流动性，促使市场利率下行，加上其信号意义较强，容易强化对政策放松的预期，导致本币贬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下降。降准释放的流动性越多，本币贬值预期越强，就越是会促使投机者拿这些钱去买汇炒汇，由此形成循环。”

　　这一观点出自央行发布的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但若为使汇率保持稳定，“你不让汇率有足够的浮动空间”，央行货币政策就无法根据国家经济形势灵活调整，将受到极大妨碍。

　　目前，人民币汇率出现了“有升有贬”的双向波动，但这并非是其达到市场均衡的表现。余永定认为，目前的双向波动是“通过大量干预外汇市场造成的。”而这一干预的代价是“大量消耗外汇储备。”

　　在严格管制下，目前资本外流虽然有所减少，但仍在继续。此时的状况是，如果希望本应贬值的人民币保持原有汇率，甚至升值，这就要求央行大量买入人民币，抛售美元。不断减少的中国外汇储备将无力支撑央行大量干预外汇市场，现行汇率政策将无法持续。

　　余永定做出这一判断的背景在于：当下，投资者依然对人民币有着强烈的贬值预期。贬值压力主要来自于国际收支的逆差。此前曾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常项目及资本项目“双顺差”目前已变为资本项目逆差，且大于经常项目顺差。

　　造成逆差的原因多样，余永定表示，第一是2003年往后因预期人民币将升值而大量流入的热钱，在2014年年中寻求离场。“2014年年初，为打击套利、套汇的投机资本，央行有意让人民币贬值”，但这“恐怕对后来人民币预期由升值转到贬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点原因在于中国居民力图寻求更为优化的资产配置策略。“中产阶级想出国旅游，想把孩子送到美国学习——自然要把人民币卖掉换美元存起来，然后花掉。”

　　第三在于，中国经过了30多年高速发展，暴露了一系列问题，“竞争力下降，投资环境恶化，投资者希望将投资转到海外；与此同时，海外投资者又不愿意将资金投入中国。”此外，中国存在“大量的资本外逃”。

　　为遏制这一趋势，余永定认为，从2015年底到2016年初以来，“央行最重要的政策变化，是从加速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兑换，转为加强资本管制，控制资本外流，遏制资本外逃。”

　　资本管制一定程度上将减少“人民币贬值过快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的状况出现，因此余永定认同目前中国加强资本管制的做法，称其“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余永定看来，央行政策的转向反映出此前该机构希望通过“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以倒逼相关准备工作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落空。

　　这位经济学家称，央行汇率政策在8.11汇改之后的调整方向在于“让人民币的汇率尽可能接近它的均衡汇率”，这一大方向是正确的。但这一以汇率自由浮动为方向的汇率改革引起了市场的大幅波动，央行不得已很快对其进行了调整，汇率改革中止。

　　从汇改至2016年2月，央行汇率政策主要在“恢复稳定”。由于这段时间中，央行与市场缺乏沟通，“市场不知道央行以什么样的规则来制定汇率……那一阶段大家对央行的批评很多”，余永定说。

　　2016年2月之后，央行公布了明确的汇率制定规则。这一新规则的“高明之处”在于试图“把不确定性引入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之中”——这使得投机者无法准确预测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方向，“预期分散化了，它就不可以集中地攻击人民币。”余永定表示。

　　这一新引入的不确定性就是“一篮子货币”。“央行提出了制定中间价的规则”，这一明确的规则引入篮子货币作为其参数之一。这一“篮子”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CFETS指数。

　　余永定认为，央行在汇率政策的调整中引入一篮子货币是“障眼法”，因为中国“篮子货币的指数天天变…不到一年贬值了7%左右，这不是真正的盯住一篮子（货币）。”

　　通常认为，盯住一篮子货币主要是在于保证出口贸易的稳定，减少不同国家的汇率升降而对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但显然，中国央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政策并未将出口贸易作为其主要考虑。

　　“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由于资本跨境流动所带来的冲击，中国必须加速汇率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到浮动汇率制度的过渡。”余永定告诉腾讯财经。

　　（记者：江晓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