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金融界《实践101》联合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全球百位著名经济学家访谈》走进香港，对话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实践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他如何看待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将承载的历史使命？香港的资本市场建设对国内交易所发展有什么启发？科创板注册制的到来将如何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打造新的“离岸金融”“连通”中国大陆和世界

　　【背景资料】在近日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中，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个广东省的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金融界《实践101》：您在香港、北京及美国的洛杉矶、华盛顿特区、及纽约都工作生活过，曾从事过不同的职业，不管是内地、香港或是海外的资本市场您都有深刻地了解。您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发展中，香港有什么样的使命？

　　肖耿：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创新活力、最市场化、最国际化、最开放、最多元化的一个区域，理所当然地肩负未来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个重要实验室与支点地位。香港作为中国最市场化的国际金融中心，怎么把市场优势、国际金融优势、国际通行的治理与法律优势等提升到国家战略层次，这正是香港最应该思考的。香港需要解放思想、突破港岛心态，思考如何将香港打造成亚洲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应引领世界金融未来的发展潮流。从数据来看，香港交易所在2018年成为全球融资量、发行量最大的市场，可是香港几乎没有债券和外汇市场。

　　未来，从长远目标看，港币应该与美元脱钩，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篮子储备货币SDR（即Special Drawing Rights特别提款权）挂钩，并成为与SDR同等市场价值的一个超主权竞争性货币，以便发展香港的债券、商品期货、与外汇市场。中期，香港特别需要发展以一揽子货币定价的债券市场，为未来港币和一篮子货币SDR挂钩做准备及投资。这样的话，以港币计价的商品期货市场将可能与股票市场一样在香港崛起。背靠大陆市场，香港可以充分发展具有离岸市场特性的国际债券、商品期货、和外汇市场。

　　我最近写了很多文章讲一个概念——“离岸金融”，中国金融市场应该由两部分组成，在岸和离岸，把粤港澳大湾区、海南岛以及十多个自贸区作为中国的“离岸金融”生态体系，而北京、上海等地成为中国的“在岸金融”生态体系。所谓的“离岸”与“在岸”体系，并不需要设置像香港和大陆之间的物理边界，通过应用区块链以及很多金融数字科技，从监管和技术上面就可以做到将两个不同的金融生态体系既有区别，又有可控可调的互通机制。这个路径，也许可以以最低成本、最低风险、最快速度帮助庞大的中国金融体系有序但更彻底、也更可持续地开放与升级。中国目前需要迅速的建立一个非常开放的世界级城市群，建立先行区试点发展离岸经济，而这个离岸金融体系的基本经济金融制度可以迅速复制香港已经经过检验的优势制度与实践。

　　金融界《实践101》：这个角色为什么是香港来承担？

　　肖耿：我们在讨论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角色定位时，也要记住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与国外进行贸易、投资、与金融深度合作的平台，并扮演不同文化与制度缓冲互动区的角色，是因为香港拥有导致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成功的所有好的基因，大陆最缺也是最想要的市场经济基本制度要素都可以在香港找到，例如廉政公署（具有全球反腐最成熟最成功机制）、股票市场（香港交易所近年IPO集资额超过全美，也超过内地上海与深圳交易所之和）、银行（以香港为基地的汇丰银行是全球最稳最可信赖银行）、法律与会计服务（香港的普通法及仲裁机制得到国际社会尊重及信赖）、货币（港币与美元挂钩，但更重要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质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更无财政赤字，其财政储备超过财政预算2年半）、全球商业及文化网络（香港与欧洲、美国、亚洲、及中国内地都有根深蒂固的商业与文化联系）。

　　就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而言，为了推动中国与全球的创新加速，香港可以进一步、更主动地发挥其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去合理地分散并分担企业创新的风险；其次，香港应进一步加强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股市债市连通机制，从而成功地将香港世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发挥出来，不仅可以支持中国城市集群的发展，也会促进“一带一路”发展所需要的离岸融资功能。

　　金融界《实践101》：利用地理和政策优势，有香港的先行经验，可以预见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产业机会在哪里？

　　肖耿：发展的很多产业机会在“最后一公里”，这个概念不光可以用在产品领域，还可以用在公共服务领域。我们应该承认不仅是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中国内地依然还有不少“最后一公里”的建设工作没有做好。

　　一方面能够满足老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产业会有发展机会，比如环境保护、医疗健康、文化生活等。另一方面，能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特别是在社会层次的问题，包括交通、公共基础设施、物流等公共服务也很有前途，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与网络效益。

　　香港在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软硬基础设施层面具有很好优势与经验，包括独立的司法、强力反腐机制、稳定的货币、世界级的资本市场、高质量及国际化的教育体系，以及高效成熟的城市管理机制。这才香港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特别是惠民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港交所改革“鲶鱼效应”“倒逼”沪、深交易所改革

　　【背景资料】上海证券交易所日前正式发布“科创板”实施条例。广东省向中国证监会商请加快推动深交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放宽发行门槛，使得未来创业板与科创板在发行上市等基础性制度方面能保持一致。这也许是香港交易所一些列改革引发的“鲶鱼效应”。

　　金融界《实践101》：刚才您也提到香港交易所在2018年取得的优异成绩，但是我们也关注到很多内地赴港上市公司有众多出现破发现象。据德勤预计，香港新股巿场2019年可能会有约200只新股在香港上市。截至最近数据，在港IPO正常排队的企业为245家，办公地址在内地的港股IPO企业大约94家。您认为什么样的企业适合在香港或者海外上市？

　　肖耿：首先，破发本身不是问题，上市后发现很多公司“没料”，成熟市场必然做出相应选择。目前香港资本市场由于内地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实际上也存在市场分割状况。一方面香港市场允许全世界符合要求的企业来港上市；另一方面，上市后香港市场也欢迎全球，包括内地，的投资者买卖香港市场流通的股票。但现实情况是，不是任何内地企业都可以赴港上市，而国内的股民并不是都能够很方便地购买在香港流通的股票。当然李小加（港交所现任CEO）在促进香港与大陆的融合连通上做了很多事情，比如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但实际上，香港市场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离岸国际资本市场，更适合具有国际知名度、国际影响力、能够吸引及面对成熟的国际投资者的企业来利用这个非常开放、国际化、市场化、也非常动荡的资本市场平台。

　　香港属于离岸国际金融中心，所以在海外、在“一带一路”上有所作为、有成绩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在香港市场上市。

　　金融界《实践101》：金融界上市公司研究院走访调研发现，2018年港交所做出的变革确实吸引了大量优质的新经济以及生物医药企业赴港上市或计划在港上市。如今，上交所在全力推进科创板注册制，深交所也在寻求创业板的改革。内地市场为了应对市场变化正在做出更果断大胆的改革，港交所对于吸引国内优质高科技公司包括生物医药类企业的吸引力还会存在吗？

　　肖耿：吸引力还是有的。但香港有很多事情做不过来，也不想做。因为香港机会太多，来自大陆的业务已经足够养活香港资本市场，所以并不需要、也不愿意去拓展创新，因为也没有什么强大的竞争对手。我2000年至2003年在香港证监会工作时，类似沪港通、深港通、QDII、QFII这些机制都讨论过，但直到李小加成为港交所的CEO才正真开始推动港交所改革，促成了内地与香港的双向“连通”。港交所最近也公布了最新的三年规划，确定将“成为国际领先的亚洲时区交易所，连接中国与世界”作为交易所的新愿景。

　　香港交易所此前的竞争对手一直是纽交所、伦敦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国际上各大交易所之间一定要相互竞争才能促使其创新和发展，竞争也是约束不作为最有效手段。我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也对香港资本市场发展充满信心。香港夹在中国内地、美国、欧洲几大经济体中间，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来自四面八方的竞争压力，它需要更主动地去投资未来，去做其他市场做不了的事情。

　　上海交易所的制度改革、市场开放，也会同时触动深圳交易所的开放，这就是“鲶鱼效应”。中国几大交易所市场如果不断改革开放，相互竞争，会促使大中华区资本市场成为全球最开放、最有竞争、最规范的超大规模资本市场。

　　金融界《实践101》： 20多年前您曾履职香港证监会，在推动注册制、信息披露、退市等制度安排时，交易所应该做好哪些提前的准备？

　　肖耿：资本市场是一个生态环境，包括税收制度、产权制度、解决纠纷的司法制度、等一套完整的市场生态体系。需要一个相对完整自洽的制度体系来保证资本市场改革及之后的动态调整与演变。注册制的本质是企业不需经过主观人为的审核，但重视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即不能“说谎”，一旦“说谎”将接受法律的制裁与惩罚。

　　目前内地注册制首先放在上交所科创板试点，企业上市不用通过发审委了，但是整个资本市场生态体系中其它要素还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不可避免会影响到注册制试行的路径、质量、和效果。当然不试永远不会有进步。

　　首先，中国股市好企业不够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源于）我们的审批制。证监会作为“大家长”对上市企业进行审批，监管者要花费很大精力去审查企业，而且只能对企业的过去进行审查，并不能预测或掌控企业的未来。我们要允许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试错，建立能够容忍失败企业的市场，通过市场检验和筛选让好企业成长。事实上，市场波动、经济低迷时是果断推动系统性改革的好时机。

　　另外，股票市场市场监管者必须像警察一样对坏企业违法犯罪零容忍。在香港，如果上市企业有违法行为被发现或被举报，一旦有足够证据，政府经济犯罪科会介入调查，然后由司法程序跟进，威慑力还是很强的。香港资本市场良好的生态环境，每一个细节不一定尽善尽美，但是整体制度体系及生态环境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面对企业违法行为，香港有相对完善的司法体系，对坏企业有威慑力。在执法层面，很多执法机构决策层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能最大限度地超越本地利益集团，保证公平公正。

　　还有，好的股票市场必须能够让失败企业退市，即通过有效的市场淘汰机制来建立一个合理的优胜劣汰市场环境。可惜的是，香港目前还没有一个良好的“退市”制度，还有大量“仙股”存在。这属于香港资本市场的“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起来会触及一批既得利益者。内地应该向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学习，规定股价跌到一定程度自动退市。

　　金融界《实践101》：您提到市场波动、经济低迷时是改革的好时机。那么现在经济是否处于“凛冬已至”的状态？哪些指标让您比较担心？

　　肖耿：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有韧性，投资虽然下降，消费和就业还是比较稳定。当年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没有整体设计，所以有很多问题存在。

　　根据中国历史来看，经济困难的时候就是改革最容易开始、最彻底的时候。2019年转折点到了，经济从过去粗放型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今年，监管改革、税收改革逼着经济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转型初期对所有人都很辛苦。在高质量发展模式下，只能深化改革，把不必要的成本降低。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应该会从2019年开始。

　　金融界《实践101》：您在2018年被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推荐为当代经济学家100人，从学术角度来看，经济学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

　　肖耿：过去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在边际上做“比较”分析，没有进行动态及系统性分析。正如研究中国，不能只研究中国，还必须考虑美国经济及美国的政策。对经济学家的挑战越来越强，你需要研究历史、国际关系、地缘政治、政策风险等才能把经济问题搞清楚。现在的经济学家不能只靠发学术报告来赢得尊重，还需要走出象牙塔，研究现实问题，务实地从全系统动态互动的视野去理解复杂但有规律的有血有肉的家庭、企业、市场、及政府。

　　来源：《金融界》2019.3.5

　　原报道链接：https://m.jrj.com.cn/madapter/stock/2019/03/05150227120849.shtml?from=timeline

　　（编辑：熊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