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张子龙：回归与出发
2015-10-15 00:00:00
回归，是思想，也是行动，是遥指心旅之乡的丝路。出发，是行动，也是思想，是洞开未知之门的脚步。
2015年9月的一天，深圳灿烂的阳光透过巨大的中庭撒进张子龙的办公室，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教授的他正在为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做最后的准备。面对即将开始的学者旅程，他却说，这是一种回归。
入职前刚满30岁的张子龙出生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山东省淄博市。高考中，他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并进入了经济学院就读。作为一名成长于儒家文化发祥地的学生，从小怀抱“经世济民”理想的张子龙用很简单的话语解释了走上经济学道路的原因: “经济学能够帮助解决现实问题”。
初入燕园，充满经济学课堂的各种抽象的模型一度让张子龙感到疑惑。“我觉得那些模型的假设过于苛刻，很多现实情况并没有考虑到。”但随着课程的深入，张子龙渐渐有了自己的答案：当我们把外部的变量都剥离的时候，两个变量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才呈现出来。恰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实因素找到规律才是经济学的要义。
四年的燕园之旅，张子龙最难忘的还是北大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以及经济学院的老师们。无论是刘文忻教授讲授的微观经济学课程，还是谢世清教授指导的毕业论文，亦或是郑伟教授、孙祁祥教授为学生到业界实习提供的种种帮助，都成为他难忘的回忆。
2007年，张子龙来到位于上海的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实习。看到以往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了现实生活中，张子龙感到收获良多。但是，业界的多彩生活和优厚薪酬并没有阻挡张子龙的学术梦想，“总觉得不大甘心，还是想学点东西。”于是，张子龙推开了眼前的一摞摞报表，一头扎进了论文堆里。大学毕业后，他在距北京4500公里的花园城市新加坡继续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
位于赤道上的新加坡终年湿热。来自中国北方的张子龙面对的不仅仅是气候上的高温，还有学业上的“炙烤”。新加坡的经济学研究体系和国内非常不同，张子龙面临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如何顺利完成“频道”的转换。
新加坡国立大学由1905年成立的海峡殖民地与马来亚联邦政府医学院发展而来。学校的学科设置、管理制度和课程体系完全师承西方。经济学院的所有老师都毕业于西方一流大学，“极其注重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张子龙说。这里的老师把每一个新晋的硕士生都当作受过严格的数理经济学理论训练的“小学者”，讲课往往比较“散”，经常从一个模型跳到另外一个模型，从一篇论文跳到另外一篇论文，基本没有课程讲义。很多时候需要在课外阅读大量英文文献。 每周的课后作业也很繁重，需要在完全理解课上教授的内容基础上，再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才能得到答案。短短一周的期限对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钻研能力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深夜仍在经典文献中寻找答案成为张子龙狮城生活的常态。
与此同时，在繁重的学业之余，张子龙每周还要给本科生开设4个小时的全英文习题，并有两到三个小时的答疑时间。有赖于在北大严谨的学术训练和自身的努力，张子龙在自学中平稳的转换了“频道”，甚至非常享受这种独立学习的乐趣和给学生上课带来的成就感。
对于张子龙来说，狮城生活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张子龙的硕士导师罗晓教授是博弈论理论的专家，他每周都会组织学术研讨会，讨论微观经济学和博弈论领域最前沿的学术论文。这让张子龙对经济主体的微观经济分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为将来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他选择了银行的微观经济分析课程，授课教授Aditya Goenka在课程中深入浅出的讲解激发了张子龙的强烈求知欲。
“为什么银行会存在？”“为什么银行没有因为各种金融中介的产生而消失，反而甚至变得更加强势？”这些问题一直吸引着张子龙。之后在香港，张子龙又参加了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Amil Dasgupta的银行学讲座。“这两位老师的理论功底都很深厚，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帮助我很好地结合现实案例来理解理论模型，使我对前人的智慧赞叹不已”。时至今日，说起当时的触动，张子龙仍然很兴奋。
就这样，多位良师的培养不仅让张子龙坚定地走上继续深造的学术道路，也让微观分析和“金融中介”成为张子龙的研究着眼点。
香港科技大学金融学的专业训练非常严格。首先是繁重的课业，课程设置涵盖了数学、经济学以及金融本身的核心课程，并要求每位博士学生在入学第二年后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考试包括7门课程，每一位授课老师都会给出评判，总评不好的即遭淘汰。除了课业的负担，学生还需要同时开展学术研究。在张子龙入学的那年，港科大进行了博士培养改革，对博士生提出了每年一篇论文的要求。张子龙在这严格的学术氛围中迎难而上，他的第二年论文还获得了亚洲金融年会“最佳论文奖”的奖项。
说到自己的博士导师、公司资本结构领域的著名学者Vidhan Goyal，张子龙也是心怀感激。“他对学生的培养完全是美式的，极其注重训练我独立学习和研究的能力” 张子龙说，“这让我受益匪浅”。
也正是因为读博期间的出色表现，张子龙得到了参加世界各地举办的金融学术会议的诸多机会，这些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提供了与世界最优秀学者交流的良机，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也使得张子龙的学术交流和批判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当然，过程中也不乏趣闻和难忘的回忆。张子龙在阿姆斯特丹见证了世界杯荷兰狂胜西班牙时的全城狂欢，在费城没膝的暴风雪中穿着单薄的风衣寻找旅馆，也在罗马暴风雨中经历了闪电击中飞机时的惊魂一刻。
“能来到PHBS，我真的感到很幸运。”本科北大毕业的张子龙有着浓厚的“北大情节”，加之太太在香港工作，地利之便又可以让他照顾家庭。而且，来学院参加求职演讲时，学院活跃的学术氛围就打动了张子龙。“大家都很年轻，都在很热切的讨论学术研究和新的学术思想。在这样的学院工作非常享受”。
近三十年来，银行业的相关经济理论已经进入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关于银行部门的许多传统观念已经被颠覆。原来，无论是集中讨论管理层面的风险管理方面，还是关注货币层面的宏观效益方面，都无法完整的呈现银行。
为了使同学们更加全面的理解银行和金融，本学期，张子龙将为全日制的同学们开设Theorefical Foundations of Banking课程。在课程设计过程中，他密切结合了自己在香港和新加坡所学的课程特点。他将从最简单最基本的模型讲起，逐步过渡到近期的学术发展。张子龙希望同学们可以通过课程的学习获得扎实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学术训练。
在新学期中，张子龙在新加坡使用过的教材——Microeconomics of Banking将成为他开课时所用的教科书。这本书由西班牙巴塞罗那PompeuFabra大学经济系教授Xavier Freixas 和法国图鲁斯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Jean-Charles Rochet教授联合撰写，是货币银行领域的经典教材。
从燕园到肯特岗，从清水湾到塘朗山。今天，这本金融学博士层次的深度教材又伴随着张子龙回到北大，在南国燕园开始这一段美妙的学术之旅。
这是思想，也是行动。是回归，也是出发。
（撰稿：绳晓春）
张子龙，香港科技大学金融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银行学、公司治理、企业兼并收购。
2015年9月的一天，深圳灿烂的阳光透过巨大的中庭撒进张子龙的办公室，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教授的他正在为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做最后的准备。面对即将开始的学者旅程，他却说，这是一种回归。
一
入职前刚满30岁的张子龙出生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山东省淄博市。高考中，他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并进入了经济学院就读。作为一名成长于儒家文化发祥地的学生，从小怀抱“经世济民”理想的张子龙用很简单的话语解释了走上经济学道路的原因: “经济学能够帮助解决现实问题”。
初入燕园，充满经济学课堂的各种抽象的模型一度让张子龙感到疑惑。“我觉得那些模型的假设过于苛刻，很多现实情况并没有考虑到。”但随着课程的深入，张子龙渐渐有了自己的答案：当我们把外部的变量都剥离的时候，两个变量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才呈现出来。恰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实因素找到规律才是经济学的要义。
四年的燕园之旅，张子龙最难忘的还是北大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以及经济学院的老师们。无论是刘文忻教授讲授的微观经济学课程，还是谢世清教授指导的毕业论文，亦或是郑伟教授、孙祁祥教授为学生到业界实习提供的种种帮助，都成为他难忘的回忆。
2007年，张子龙来到位于上海的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实习。看到以往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了现实生活中，张子龙感到收获良多。但是，业界的多彩生活和优厚薪酬并没有阻挡张子龙的学术梦想，“总觉得不大甘心，还是想学点东西。”于是，张子龙推开了眼前的一摞摞报表，一头扎进了论文堆里。大学毕业后，他在距北京4500公里的花园城市新加坡继续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
二
位于赤道上的新加坡终年湿热。来自中国北方的张子龙面对的不仅仅是气候上的高温，还有学业上的“炙烤”。新加坡的经济学研究体系和国内非常不同，张子龙面临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如何顺利完成“频道”的转换。
新加坡国立大学由1905年成立的海峡殖民地与马来亚联邦政府医学院发展而来。学校的学科设置、管理制度和课程体系完全师承西方。经济学院的所有老师都毕业于西方一流大学，“极其注重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张子龙说。这里的老师把每一个新晋的硕士生都当作受过严格的数理经济学理论训练的“小学者”，讲课往往比较“散”，经常从一个模型跳到另外一个模型，从一篇论文跳到另外一篇论文，基本没有课程讲义。很多时候需要在课外阅读大量英文文献。 每周的课后作业也很繁重，需要在完全理解课上教授的内容基础上，再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才能得到答案。短短一周的期限对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钻研能力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深夜仍在经典文献中寻找答案成为张子龙狮城生活的常态。
与此同时，在繁重的学业之余，张子龙每周还要给本科生开设4个小时的全英文习题，并有两到三个小时的答疑时间。有赖于在北大严谨的学术训练和自身的努力，张子龙在自学中平稳的转换了“频道”，甚至非常享受这种独立学习的乐趣和给学生上课带来的成就感。
对于张子龙来说，狮城生活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张子龙的硕士导师罗晓教授是博弈论理论的专家，他每周都会组织学术研讨会，讨论微观经济学和博弈论领域最前沿的学术论文。这让张子龙对经济主体的微观经济分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为将来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他选择了银行的微观经济分析课程，授课教授Aditya Goenka在课程中深入浅出的讲解激发了张子龙的强烈求知欲。
“为什么银行会存在？”“为什么银行没有因为各种金融中介的产生而消失，反而甚至变得更加强势？”这些问题一直吸引着张子龙。之后在香港，张子龙又参加了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Amil Dasgupta的银行学讲座。“这两位老师的理论功底都很深厚，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帮助我很好地结合现实案例来理解理论模型，使我对前人的智慧赞叹不已”。时至今日，说起当时的触动，张子龙仍然很兴奋。
就这样，多位良师的培养不仅让张子龙坚定地走上继续深造的学术道路，也让微观分析和“金融中介”成为张子龙的研究着眼点。
三
与初到新加坡时的不适应不同，前往香港科技大学读博对张子龙来说可谓“无缝对接”。因为，香港和新加坡的学术培养体系十分相似。这让张子龙感到欣慰。但这并非意味着没有挑战。香港科技大学金融学的专业训练非常严格。首先是繁重的课业，课程设置涵盖了数学、经济学以及金融本身的核心课程，并要求每位博士学生在入学第二年后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考试包括7门课程，每一位授课老师都会给出评判，总评不好的即遭淘汰。除了课业的负担，学生还需要同时开展学术研究。在张子龙入学的那年，港科大进行了博士培养改革，对博士生提出了每年一篇论文的要求。张子龙在这严格的学术氛围中迎难而上，他的第二年论文还获得了亚洲金融年会“最佳论文奖”的奖项。
说到自己的博士导师、公司资本结构领域的著名学者Vidhan Goyal，张子龙也是心怀感激。“他对学生的培养完全是美式的，极其注重训练我独立学习和研究的能力” 张子龙说，“这让我受益匪浅”。
也正是因为读博期间的出色表现，张子龙得到了参加世界各地举办的金融学术会议的诸多机会，这些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提供了与世界最优秀学者交流的良机，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也使得张子龙的学术交流和批判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当然，过程中也不乏趣闻和难忘的回忆。张子龙在阿姆斯特丹见证了世界杯荷兰狂胜西班牙时的全城狂欢，在费城没膝的暴风雪中穿着单薄的风衣寻找旅馆，也在罗马暴风雨中经历了闪电击中飞机时的惊魂一刻。
“能来到PHBS，我真的感到很幸运。”本科北大毕业的张子龙有着浓厚的“北大情节”，加之太太在香港工作，地利之便又可以让他照顾家庭。而且，来学院参加求职演讲时，学院活跃的学术氛围就打动了张子龙。“大家都很年轻，都在很热切的讨论学术研究和新的学术思想。在这样的学院工作非常享受”。
四
近三十年来，银行业的相关经济理论已经进入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关于银行部门的许多传统观念已经被颠覆。原来，无论是集中讨论管理层面的风险管理方面，还是关注货币层面的宏观效益方面，都无法完整的呈现银行。
为了使同学们更加全面的理解银行和金融，本学期，张子龙将为全日制的同学们开设Theorefical Foundations of Banking课程。在课程设计过程中，他密切结合了自己在香港和新加坡所学的课程特点。他将从最简单最基本的模型讲起，逐步过渡到近期的学术发展。张子龙希望同学们可以通过课程的学习获得扎实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学术训练。
在新学期中，张子龙在新加坡使用过的教材——Microeconomics of Banking将成为他开课时所用的教科书。这本书由西班牙巴塞罗那PompeuFabra大学经济系教授Xavier Freixas 和法国图鲁斯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Jean-Charles Rochet教授联合撰写，是货币银行领域的经典教材。
从燕园到肯特岗，从清水湾到塘朗山。今天，这本金融学博士层次的深度教材又伴随着张子龙回到北大，在南国燕园开始这一段美妙的学术之旅。
这是思想，也是行动。是回归，也是出发。
（撰稿：绳晓春）
张子龙，香港科技大学金融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银行学、公司治理、企业兼并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