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地走，不断地学习，摔倒了再爬起来，这一段段的经历，磨练你、塑造你，最后组成你个体独特的人生。

比起环境的变化，王俊更愿意谈论一种内在的力量。

一九九二年秋天，当他离开江苏东台老家来到北京的时候，整个国家正处于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上。紧张而又暗淡的气氛还没有退去。在北京大学，本科要读上五年，新生第一年要待在军队上参加军训；一年后，学生们回到西郊燕园时，突如其来的商业化浪潮开始四处蔓延。但这些似乎并没能影响王俊，他抓住时间，自由的阅读、思考和探索。

王俊倡导一种自省式的自由哲学，它鼓励人们摆脱身处环境和极端混乱状态的纠缠。在他来，自由并非指向某种一劳永逸的精神或外在的革命，而是指人们的灵魂在千千万万方向上自由地涌动。“只有你自己有了自由的思想，才能够容纳下别人的自由。”他接着补充道，“自由就是当你在一条路上走不通的时候，能不能退后，从180对的相反方向思考问题。”

即便是一些重大的决策，他都遵从内心的想法。王俊离开北京大学的时候，快速的技术进步和联系日益紧密的学术圈，正把科学家从实验室中解放出来。他成为这批科学家中的一员，他们在科研成功之后，用漫长的时间将技术商业化，并最终升格为企业家。或许连“科学家”、“企业家”这样的标签他都难以接受，因为在他看来，标签是片面和固化的产物，它们在尽力揭示人物个性的同时，却又心安理得地将你所谈论的人物装入到某个模糊的集体身份之中。

王俊喜欢印象派画家梵高，他曾告诉记者：《梵高传》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梵高是一个用生命作画的画家，对绘画的追求有着某种程度的偏执。实际上，真正缔造伟大的正是人们内心的自由，它帮助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创造自我、发现自我，最终使自己变得与众不同。

在北京大学，从来不乏前辈大师的庇荫，更少不了历史文化的熏陶，但这些似乎都不是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来到燕园的理由。像王俊一样的青年才俊来到北京大学，期望获得的正是一百多年来这所学校所倡导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能力。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们可以通过对话与思考，最终激发潜藏于他们内心的思想和知识。

今年十月下旬，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校友返校日期间，王俊回到学校，发表了主题演讲。在演讲开始之前，记者采访了校友王俊，他向记者讲述了他在北大读书和生活的经历，并诠释了他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当时，他从华大基因离职不久，正在酝酿一段新的旅程。三天后，他的创业公司“碳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正式成立。在采访中，王俊试图向读者展现，这所百年老校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记者：您当年为何选择北京大学生物系？

王俊：选择北大，一是凭着年轻时的一股冲劲，想离家远一些；二是从小贪玩，不喜欢太受束缚，北大自由、包容的环境吸引了自己。

选择生物系更多的是机缘巧合。一直对理科感兴趣，希望从事一些与数学、计算机有所交叉的领域，正好当时的导师从事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方面的研究工作，与自己的兴趣有很高的契合度。另一个方面，我一直很想搞明白生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的本质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

记者：后来为什么留在国内继续深造？

王俊：因为当时的一些私人原因没有出国。后来，我就去了北大攻读人工智能的硕士，觉得念完硕士再出国也可以。就是这么真实而简单的决策，一步步走到了现在。所以，人生真的就是一场修行，很多东西是没法预先设计的。

记者：您在北大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俊：北大对我最深远的影响，其实是教会我一种思维模式。就像2014年我在北大本科毕业典礼上讲的，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有三样：

一是独立人格。在生活中，不同身份的人会对你有不同的期望值，他们往往习惯给你贴各种各样的标签。所以，怎样才能坚持做自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二是自由思想。学术研究需自由思想，要跳出思维局限性，敢于在360度的维度里自由思考。企业创新更需要自由思想，一个新的商业模式需要你不断思考，才能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

三是疯狂践行。想到了就大胆地去做，失败了又怎么样呢？生活中有太多人光想而没有行动，自己扼杀了想法的可能性。

应该说，这些跟我个人的性格分不开，但在北大自由的氛围中，这种信念得到了生长和强化。

记者：北大这段经历，对您以后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吗？

王俊：我今年39岁，16岁在北大读本科，硕士、博士也一直是在北大。我觉得把人生分阶段，去探究在北大的经历和工作的经历对我有什么影响，其实并不十分合适。

我一直认为人生是一场修行。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走，不断地学习，摔倒了再爬起来，这一段段的经历磨练你、塑造你，最后组成了个体独特的人生。其实我在本科的经历就很特殊，我们当时有五年的本科生涯，四年在北大学习研究，一年在军校。一年的军校生涯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这种经历也确实难得。所以自己也很少会分开去想，这段经历给我带来了什么，那段经历给我带来了什么。

记者：您是如何与基因结缘的？

王俊：攻读硕士期间，自己从事的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当时最核心的方向就是研究计算机到底能不能思考，我做的是一个机器瓢虫捕捉蚜虫的行为计划过程。在没有被告知怎么去做的情况下，计算机通过神经网络算法找到了一套跟自然界完全符合的行为模式，这在我看来是十分神奇的事。当时我也不确定自己将来会做科研还是做企业，如果做科研的话，机器人、人工智能会是我很感兴趣的方向。

后来机缘巧合，一方面计算机发展速度没那么快，我也意识到自己要做的东西有点遥远。又碰巧当时人类基因组计划提出来，中国承接了1%的项目，我觉得这个东西可操作，对于了解生命本身也很有意义。我可以把一个人的基因全部读出来，尽管我不懂，但仅仅把它读出来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全球一起把人类基因测完，而我作为一个参与者，完成其中一部分，也挺令人兴奋的。1999年，华大基因研究院在全球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的促成下诞生，当时我主要承担数据的分析处理工作，后来作为负责人参与了华大的各种重大科研项目，一直到36岁担任华大基因研究院执行院长。

记者：现在为何出来再创业？

王俊：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束缚的，喜欢不断地尝试和挑战。其实，加入华大十多年以来一直都在创业，从来没有过守业的状态，可能现在需要守业，所以我选择跳出来接着创业。这就是我的性格特点，我很难安分下来遵循一个商业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一件事情。我更喜欢不断去创新，这也是加入华大16年以来自己一直在做的事。

另一方面，读取基因相对来讲比较程式化，反而对于基因的解读，对于健康和生命本质的理解存在很多不足。一个人是一个生命程序，70亿人就是70亿个生命程序，这些程序在不同条件下运行会产生不同的运行结果。只有当你把这些信息都收集齐全，才能反过来认识生命本身，这就需要生命大数据，即汇总各种各样的程序在不同条件下运行得到的中间结果和最终结果。相当于是用硅基质（计算机）的机能反过来研究碳基质（人类），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分析庞大的数据信息。这就是我创业的目的——集中精力去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记者：在新的方向上，您想做些什么呢？

王俊：之前主要追求高效便捷地读取基因，现在旨在更深入而全面地理解生命本质和健康本质。以血糖管理为例，高血糖是不同生命程序在不同情况下运营出来的一个最终结果，怎么去理解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呢？是基因的原因，肠道微生物的原因，饮食的原因还是锻炼的原因？在不同的生命程序中它有哪些不同的中间结果？产生了什么代谢物，形成了什么蛋白质，在肌肉、胰脏、血液等不同组织器官里各有什么样的呈现？当我们收集了这些数据之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对于某个特定的个体，哪些行为会引起高血糖，从而有意识地去管控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就是所谓的精准营养、精准健康、精准医疗概念。

记者：听上去是个庞大的体系，可能需要密集的资本和比较长的投资周期。

王俊：如果说要真正完全理解生命本身，可能花上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完成。我给自己定的时间，是未来20年左右去做这件事情。此外，不同场景下，不同问题的复杂程度不同，理解它所需时间和解决的难易程度也有很大差别。就像是一个个同心圆，有的半径长，有的半径短，你要找到半径短的让自己先活下来，但是只有长短结合才能走的更远。其实对于有些场景，事情也并没有那么复杂。比如很多单基因疾病，如果我们知道问题基因在哪里，直接做基因诊断就可以。对我而言，就是要找到一个个场景并逐步去解决它。如果说糖尿病的攻克要20年，那你是现在开始做呢还是不开始做？肯定是要开始做了，不要想那么多。

记者：作为管理者，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对于未来，您有何规划？

王俊：我是一个不喜欢规规矩矩，不喜欢受束缚的人，也不太喜欢别人给我贴标签。因为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我自己也都还没搞清楚。在科学技术领域和企业管理方面我做了些事情，那我还能再做些什么吗？能再做点造福社会、改变世界的事吗？我想我会一直追随自己内心最大的驱动力，去做一些事情。

（撰文：董金鹏 吴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