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副教授现任职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在学术方面，她专注研究公司并购、跨国并购、制度学和公司战略领导力（包括公司CEO、董事会、高管团队和监事会等课题）。近年来，她逐步聚焦于中国环境背景下的研究，尤其是这些研究课题在中国环境下的独特性。她的研究成果对这些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广泛发表于国际一流期刊。在教学上，她面向高年级本科生（入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之前，在德州A&M大学Mays 商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授的学生）、普通硕士生以及MBA学生开设多门课程，深受学生喜爱。在汇丰商学院的这些年，她指导近50名硕士生、MBA以及EMBA学生毕业论文，学生们成绩斐然。以下是对朱虹老师的人物专访，包括学术研究、求学经历、教书育人三个部分。

学术研究

　　记者: 您的研究侧重于制度学、公司并购、跨国并购等，在什么契机下您开始对这些领域产生了兴趣？

　　朱虹：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是写国家体制环境对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在这之前也跟着我的博士导师Mike Hitt教授学习和研究公司并购和国家体制理论。Hitt教授是我们战略领域的泰斗和美国管理学院士，平均每年发表顶级期刊论文数量排名全球前五。自此之后我就一直从各个角度研究国家体制文化对公司跨国并购的影响，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继续研究制度学、公司跨国并购、公司并购，以及最近的战略领导力等。公司并购和跨国并购都是公司战略领导做出的重大决策，所以自然而然延伸研究公司战略领导。

　　研究的兴趣从开始就有，不然也不会着手做。需要强调的是兴趣也是一个上升的过程。当研究有了发现，就觉得更有意义。在研究过程中也会发现有其他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然后继续探索继续研究。而且这些研究问题都是和理论实践发展息息相关，比如我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在做并购时候的相同和不同的地方。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也增强了自己的研究兴趣。

　　记者: 可以谈谈您最新的研究成果吗？（比如某几篇论文的研究背景、方法与贡献）

　　朱虹：我之前发表的论文的贡献是从理论上解释了和在实证中发现了国家层面的体制和文化，无论是母国还是东道国，对公司跨国并购的绩效是有影响的。在此基础上，我最近的研究贡献是解释和发现了并购方CEO的一些特征和行为可以减弱由于对东道国以及被并购方的行为缺乏足够认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公司的并购和跨国并购离不开对决策者的研究，人和事都很重要，这也是我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记者：您善于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并购市场有哪些独特的现象呢？

　　朱虹: 其实并购的本质是一样的，实现1+1>2的并购整合后的价值创造。

　　关于我国并购的独特现象，我想一来并购包括跨国并购在我国的起步相对比较晚，二来各个国家有自身的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现象。以下举几个例子。

　　一、2016年之前我国的并购市场的表现其实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同的。2016年之后各项相关并购法规颁布后，我国的并购市场愈来愈趋于理性。

　　2016年之前大家对并购的想法是一个概念，而且是一个好的概念。只要上市公司宣布并购，股价立马上扬甚至涨停。

　　2016年后并购相关的法律法规陆续颁布来规范市场上的疯狂并购行为。规范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两个大法规《重组新规》于2016年修订以及2019年10月再修订；《并购办法》于2020年再修订。2016到现在也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如《董高监减持规定》《再融资新规》《新证券法》以及证监会答记者问等。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让公司的并购重组行为更为理性。2016年之后的并购大都是产业整合的横向并购和纵向产业链整合，跨界并购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并购方支付的购买溢价也大幅度降低。公司并购主要是为了公司长期价值创造服务而非输送利益和短期个人造富。

　　投资者经过2016年之前的教训，对在2016年之后宣布的并购重组也趋于理性。投资人只会投给为公司长期发展增值的并购。因此可以看到2016年之后有的上市公司宣布并购重组后股价不仅没有上扬，甚至还跌停。

　　二、当然我国的并购的确在某些方面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不一样的。比如并购基金在并购中的作用。

　　虽然都用同一个名字“并购基金”，但是美国的并购基金比如KKR和我国的并购基金的实质不太一样。其中一个主要的不同是美国并购基金有专门成立部门来招聘和储备派送到被收购公司的高层管理人才，他们特别会高薪聘请上市公司的高层。这样并购基金在并购一家有问题的公司后，能够派驻自己的高层管理人员去管理和治理被收购的公司，进行各个方面的调整，将公司做好。

　　而我国的并购基金大都在这方面还比较乏力，主要还是融资角色。对产业的了解和对公司管理治理能力都还比较缺乏。所以他们大都和上市公司合作，依靠上市公司来弥补这方面的能力。合作有成功的，但是大都出现了很多利益分配的问题。当然我国并购基金正在发展，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和KKR这样的并购基金一样能独立得把收购的公司做好，但是未来可期。

　　三、我国和美国公司并购也有趋同的地方。比如都有类似的来自股东要求做并购的压力。美国的shareholder activists 会要求公司进行并购或者分拆，我国的上市公司也有股东要求公司进行合并。

　　就长远看，并购1+1>2的价值创造本质不会变。如上所说，基于各个国家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等各个方面的体制和文化等因素，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一面。各个国家的并购将来既趋同也趋不同。

　　记者：您主要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会亲自同并购与被并购公司接触吗？还是通过对商业案例的大量阅读？在此过程中有哪些故事呢？

　　朱虹：现在的研究主要是理论和实证研究，就是根据并购历史数据来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我一直都用SDC数据库，此数据库囊括了全球历史上所有并购案例。当然我们还会整合其他数据库比如Hofstede、ExeCom、Boardex， Compust，我国的数据库比如CSMAR和 Wind等。这些数据库涉及各国国家体制文化、各个公司的战略领导、各个公司的财务数据等。我们根据自己的研究课题来整合相关的数据库。

　　虽然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和论文发表上不太会直接分析并购案例和其他商业案例，但是会大量阅读并购案例和商业案例。一来基于研究的兴趣，二来教学里面我也会涵盖理论和案例分析。

　　和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的深入访问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现在是偶尔有机会会聊一聊。但是我想以后有机会，要多做访谈。这个是我的未来计划之一。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发展理论。这是必须和重要的。

　　记者：可以谈谈您正在进行的研究或未来的研究计划吗？

　　朱虹：我现在和未来主要研究公司的战略领导力对公司并购和跨国并购的影响，也特别关注我国公司的战略领导力以及我国公司的并购和跨国并购。公司的战略领导包括公司的CEO、高管团队、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等。

　　这些研究都和我国企业、跨国企业、我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比如说我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A股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通过并购重组进行行业整合，并购基金如何助力并购，跨国并购以及企业发展，全球或者亚洲，北美和欧洲区域产业链的发展，公司战略领导力对发展科技，打造支持科技创新企业文化，继续发展高科技人才等一系列战略的制定和监管执行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求学之路

　　记者：从厦大到港科大再到德州A&M大学，在求学路上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呢？有哪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人？在何种契机下您选择了踏上学术之路？

　　朱虹：求学路上有很多自己经历的以及看到同学们朋友们经历的，现在回想起来有赞叹有唏嘘等等。

　　踏上学术之路有自然而然的一面也有其幸运一面能够一直在做研究。做战略管理的研究主要是在博士第一学期上了后来我自己的博士导师Mike Hitt教授的战略管理的课程。Hitt教授将战略管理的前世今生讲得非常清楚，我和其他同级的博士生在那个学期一方面自己做好大量充足的准备，比如仔细认真阅读文献 ，对文献进行全方面的深入思考以及每周写一篇对一个议题的总结。自己准备好之后，在课前午餐进行分组小组讨论，然后在和课堂上全部同学在Hitt教授的带领下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Hitt教授对我们提出想法的进行引导和推进。整个战略管理的框架、大纲内容和深刻的意义就清楚得在眼前！每个议题都很有意思都很好奇，因为这些议题都很重要和很相关，它们都围绕着为什么有的企业能够成功这个看似简单、但是却是极其复杂的问题。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就牵动着极其多重要的考量因素，包括企业本身的各种资源、能力和问题，企业战略领导的思想和能力，产业层面的因素，国家的体制政策以及世界的格局等等。看似小小的企业却是极其复杂，更何况有的大企业所控制的资源甚至超过了一些小国家。

　　那个学期令人印象深刻，除了上课就是准备。记得在期中考试结束后，感觉考得还不错，才在傍晚去了洗衣房，等的时候整理了自己的房间，之后又匆匆去办公室。第一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学姐跑过来和我们说：“屏住呼吸，再坚持一下！”其实整个博士期间都是如此-两点一线，后来应该是习惯了。

　　在德州A&M大学读博是非常幸运的，遇到了很多学术能力强的教授们、学者们和cohorts，并且人也超级好！

　　记者：研究对您来说是一件怎样的事？

　　朱虹：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会给你带来思考的安静，让你获得知识、理解世界以及把认知往前推动一步的快乐，也带来一种归属感的快乐。在自己的身边有令人敬佩的学术大牛、知识渊博和研究能力很强的资深学者们，以及正在努力奋斗的青年学者们。学术大牛们和资深学者们总是非常愿意带领大家研究前沿的学术问题和帮助大家在研究能力上提升和成长。我想这样的一种学术文化和传统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也和青年学者们共同去研究感兴趣的课题，并希望能够创造价值。

教书育人

　　记者：您的学生说，您的课上会讲解很多商业案例，更多地让理论结合实践，可以谈谈您在教学和课程设置方面的新的体会吗？

　　朱虹：教学是大学教育很重要的一块，培养学生成为将来的中流砥柱。因此在教学目标上，我希望在这个阶段通过教学内容和形式的设置，培养他们在未来成长过程中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开设了公司战略领导力和公司并购重组课程，并且采取理论结合案例实践的教学方式。在教学里面，理论很重要，案例实践同样很重要。比如平时学生不知道CEO和董事会主席的区别，学习这门课程学生才知道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位，肩负不同的责任。又比如瑞幸事件之后，学生的期末案例分析瑞幸的CEO和董事会，并能够发现董事会存在的监管问题。

　　概念和理论需要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让学生们在一个个现场去理解和分析，这样理论就不会太抽象、太深奥，通过案例分析后理解的理论才能让学生理解和明白为什么，才能够打动人心！但是也不能只有案例，如果只有案例，那么各个知识点比较散，只知道这么做了，但是不能够深入理解公司战略行为背后的逻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就需要理论来讲明为什么企业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有的经验是可以复制，但是有的却是独特的。通过理论框架也把分散的知识点整合，对一个问题可以看得比较全面，丰富和透彻，才能更好得解决问题。

　　记者：您的学生们纷纷指出，您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指导他们。可以谈谈您与学生之间的小故事吗？

　　朱虹：学生们是很优秀的，这是我在上课、让同学们做助研助教，以及交流的过程中观察到的。同学们做事情细致负责，完成工作的质量超出我的预期，而且对老师也特别好！比如教师节我一开门，门口是一大束的花，打开卡片才知道是2017同学悄悄送的，我有被打动到！毕业典礼也是，同学们很有勇气，在红毯上送一束花，很惊喜，完全被打动！

　　其实整个过程中我希望他们能够成长起来，成为更为优秀的、对社会发展有贡献的、令人尊敬的人！他们的毕业对我也很重要，我希望他们成功！我知道写毕业论文对基本没有做过研究的学生是多么不容易，所以我会带着他们一步步走、一步步做。这中间除了论文本身，还有情绪压力等。所以带着他们让他们专心做研究，增强他们的思考研究等各个方面的能力，尽量不要有其他情绪和压力。他们成功了，我也松了口气，为他们感到高兴！

　　记者：您的一位学生说，“老师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总是会让我联想起‘腹有诗书气自华’”。可以谈谈读书对您的影响吗？您喜欢看哪些方面的书籍呢？

　　朱虹：谢谢。我们平时会读很多文献和研究相关的书。

　　如果有时间，我想年轻的学生们可以读一些好像和专业不相关的书，比如人物传记、历史、哲学、美学等等，这些书籍会帮助建立自己的一些思想和认知。其实有的时候各个学科是相通的。比如历史，看似和我们的战略管理研究不相关，实际上是帮助理解企业发展当时的经济制度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更能够深入理解这些企业为何做出当时的战略决定和行为。在书里，也可以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大朋友们和师长们，解了自己关于人生等各个方面的惑！

　　朱虹老师是一位很纯粹的学者。她做事得体严谨，行为也带着学者的气质和风范。她专注和责任的态度不仅仅体现在对研究的钻研，也体现在教书育人等各个方面。在未来希望朱虹老师在研究上继续发展，创造知识和价值，为科研也为社会人才培养和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