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专场（三）于2020年12月 5 日下午在403 教室举行。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博士刘文苑，报告的文章为《Can Social Capital Always Improve the Value of Assets?》。传统有关公司价值的文献认为公司价值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有关，本文作者探讨另一种重要的资本--社会资本与公司价值的关系。

　　本文将社会资本分为公司与生俱来的社会资本和后天获得的社会资本，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企业的社会联系对于Tobin Q的影响。其中与生俱来的社会资本是指CEO与董事长出生于同一省份；后天获得的社会资本是指CEO与董事长是校友。作者认为，如果公司具有以上社会资本，管理层多样性降低，会使得公司能够获得的外部资源减少；同时CEO与董事长有更高合谋掏空公司的可能性，因此公司越多的社会资本会减小公司价值。

　　实证数据给出以下结论：首先，企业社会资本确实会减少企业价值。其次，如果企业的CEO与董事长都是北方人，以上负面效应会更明显。最后，如果公司CEO与董事长都是男性，以上负面效应会更明显。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博士由林青，报告的文章为《When D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ivities have (no) Signaling Value?》。现有有关企业CSR的文献，既存在数据支持信号效用，又存在数据发现CSR与企业价值没有明显相关关系，因此作者在假设企业CSR不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前提下，分企业财务报表质量来探究CSR是否对公司价值仍然存在信号效应，调和现有有关CSR的研究结果。

　　本文通过对企业选择短期还是长期投资的策略、投资者根据已有信息决定是否投资该公司的策略建模，解出均衡条件并得出结论，在CSR不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前提下，CSR对公司价值仍然具有信号效应。该信号效应只在公司财务报表质量高的时候实现；当公司财务报表质量低时，投资者没有投资的欲望，企业不会做出长期投资的决策，CSR对于企业价值没有信号作用。

　　该结果与实证研究相符合，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发达国家，CSR与企业价值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CSR与企业价值没有明显关系。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博士何贺敏，其报告的文章是《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in China》。

　　首先作者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动机，虽然全球化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但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情绪依旧激烈，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全球化趋势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跨国界的生产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跨国界生产如何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工资，进而影响技术的分布。

　　本文通过建立封闭经济下的内生增长模型，解出稳态，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价均上升；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提高，使得劳动力技术分布内生。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Ehsan Bolandifar教授，其报告的文章是《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ehavior of Patients Who Leave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ithout Being Seen》本文从作者自己看病的经历出发，探究那些在长时间等待后离开急诊科，没有得到医疗救治的患者的行为特点。

　　首先作者论证了为什么这个问题是重要的，那些离开急诊科没有得到救治的病人可能会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出现更加严重的症状；他们也是医院丧失营业收入的一个来源。

　　本文将病人按照症状的急迫程度分为五类，探究病人等待时间对于离开急诊科没有得到救治的概率的影响，并探究服务效率（在第i个病人等待时间内能够服务的病人数量）与急诊科拥挤程度对于病人等待时间的影响。Probit模型发现，对于那些症状不是很紧急的病人，等待时间越长，越有可能离开；而对于症状紧急的病人来说，他们会在一开始做好去或者留的决定，也就是说，在一定等待时间内，等待时间越长，离开的可能性越大，超过截断点之后，留下来的重病患者就会留下来，离开的概率降低。

　　本文对于医院急诊科的决策具有参考意义，同时如果我们忽略这部分离开急诊科没有得到救治的病人，对于医院表现的建模可能会有偏误。

撰稿、摄影 / 王梓静（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