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背景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更加显著

　　过去四个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00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遭遇的罕见的全球性流行疾病，人们常常将其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进行比较。西班牙大流感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战争对当时的世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产生了显著的冲击，疫情的影响则被淡化，且当时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并不十分紧密；新冠疫情爆发于全球经济体系已经深度融合的今天，由于新冠疫情潜伏期长、传染性高，到目前为止尚未研发出针对疫情的特效疗法和疫苗，各国在疫情防控时主要只能采取封闭城市、交通，减少人口流动、生产、娱乐活动等方式进行物理隔离，疫情防控使得各国国内的社会生产减缓甚至局部停滞。与此同时，各国的封锁政策使得全球贸易往来快速萎缩，这使得过去三十年，建立在全球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冲击。

　　目前全球疫情仍处在快速发展期，尚难量化判断疫情对于全球经济冲击的严重程度。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这是自1992年有季度GDP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新冠疫情将拖累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3%，比三个月前的预测值低6.3个百分点，在IMF的189个成员中，将有170多个国家出现人均收入负增长，这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严重的衰退。

　　从历史上传染病对经济的冲击看，疫情结束后，生产消费活动会逐渐恢复，经济会迎来复苏并呈明显回升趋势，但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并不仅限于短期的经济增速下滑，更重要的是会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微妙时刻带来转折性的影响，例如疫情使得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尾部风险暴露。在应对疫情时，由于本国制造业产能限制，欧美国家大量从中国进口口罩、呼吸机等医疗器材，各国开始重新反思本土产业链在涉及民生领域的安全问题及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

二、逆全球化思潮暗涌，但并非应对疫情的良方

　　疫情在全球的传播，特别是应对疫情所需要采取的封闭和隔离政策，短期看与逆全球化的诸多诉求有一致性，但全球化既然是一种社会经济运作发展的制度形态，其发展必然伴随着反对的声音，这并非是由疫情造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重大国际会议召开期间都会有一些游行、示威等形式的民间运动反对全球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失衡进一步刺激了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贸易关税出现了短期抬升，产业链的全球化发展显著放缓，并逐步被区域深化所取代。尽管之后全球关税重新回到下行通道，但产业链的全球分工程度未回到过去的增长轨道，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也持续下滑。2016年，逆全球化的表现在国家层面有明显的体现，英国脱欧公投、以及少数国家积极推动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可以视为逆全球化的具体表现。

　　逆全球化与全球化是相伴而生的，理解逆全球化首先要理解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当代全球化是建立在国际贸易基础之上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发展，大卫·李嘉图提出各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基础在于国家之间存在比较优势，之后经济学家又从国际贸易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各国的资源禀赋差异、生产的规模效应等角度对国际贸易进行了解释，并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理论逻辑支持。简单来说，全球化通过各国之间的分工与交换，提升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益，而推动全球化的则是在此过程中可以享受效益提升的国家和群体。同时，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又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其中既包括维护全球秩序所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也包括在全球化过程中本国内部的经济效应转移所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当一个国家或群体在维护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的收益大于支出的成本时，他们会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反之，则会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和声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实际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扩大本国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主导完成的。发达国家在参与全球化时，更多是由本国的资本要素拥有者推动，为了提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支出，资本要素拥有者在发展中国家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从而产生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国际间转移。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价值得到了提升；而发达国家的资本要素需求增加，从而得到了价值提升。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清醒地洞察当时这样一个全球发展大趋势的背景下成功推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在全球化分工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阶层获益最多，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获取了一部分就业机会，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得到提高，但当部分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国内失去就业岗位的社会群体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本国政策的扶持、并迅速调整到新的就业岗位，就会产生反对全球化的声音。

　　但是全球化是否一定会造成制造业的外迁和产业链的转移？1980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20%，到2019年这一比重下降至11%，英国的制造业占比同样大幅下降至10%以下，而在此期间，尽管日本、德国也深度参与了全球产业链分工，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依然维持在22%和21%的较高水平。由此可见，全球化并不是造成一个国家制造业占比下降和就业岗位损失的根本原因。在欧洲，德国和法国在其他国家主动或被动选择去工业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制造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尽管德国同样高度依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供给，但德国自身仍然在汽车、机械制造、甚至钢、铜、铝等行业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在强化高端制造业方面的核心优势的同时，德国也长期重视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并通过劳资共决经济运作体制、稳健的金融支持体系、完善的教育医疗保障体制来确保国内制造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和居民财富分配的均衡化。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经济体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经济发展道路及制度选择的差异，所面临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三、疫情冲击国际贸易，全球化将经历调整重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化的定义是，因商品、服务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而导致世界各国在以经济为主的诸多领域里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看，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伴随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跨国贸易开始初步建立；此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开启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更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崛起；进入20世纪80年代，基于全球贸易体系快速发展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成为本轮全球化的主要载体，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正式运营，全球化进入深度发展阶段。由此可见，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

　　疫情对于国际贸易的冲击显而易见。疫情爆发之后，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采取封锁边境、减少国际航班的防控措施，人流、物流的中断使得国际贸易体系严重受损，3月以来，反映国际贸易的领先指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大幅回落。更为突出的矛盾是，由于国际贸易流通受限，原本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变得碎片化，一些依赖跨国供应链的企业生产面临阶段性的供应中断，而不得不对原有产业链条进行重构。在需求侧，部分发达国家开始思考，涉及关键民生领域的产业链是否要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在供给侧，则局部出现了民粹主义抬头的风险，加快本国制造业回流。这些变化使得人们开始担心，疫情之后国际社会是否会进入更长周期的“去全球化”或者说“逆全球化”的阶段。

　　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会出现一些变化和调整，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的逆全球化，但是主要经济体并不会就此走向分离或者封闭，相反，由于当前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复杂程度显著提高，几乎没有单一国家可以脱离全球市场独立存在，更可能的是全球化进程的调整与分化。以汽车产业链为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市场，汽车零部件达到全球市场份额的80%，但主要是低端零部件生产，在发动机等高端零部件领域中国依然高度依赖进口，如中国某品牌汽车供应链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供应商，其中3000多个零部件都在海外生产和制造，这也使得一国的汽车生产在脱离全球产业链的情况下难以健康高效运作。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化协同的重要性也十分突出，中国为全球100多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在内的物资援助，也是全球产业链高效运作的一种体现。

　　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的选择，在于一个国家或者国家内部的某个群体参与全球化所付出的成本和收益比较与权衡。当成本大于收益时，逆全球化思潮就会兴起。基于国内再平衡的需要，美国有可能在疫情结束后继续推动逆全球化的进程，短期内这一格局难以显著改变。借助疫情的影响，逆全球化思潮甚至会进一步扩散，对当前的全球化格局形成扰动。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去全球化”，应该将其理解为“全球化的重构”和局部的适应性调整。在一部分国家和群体反对全球化的同时，依然有许多国家需要依赖全球化的社会大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反对全球化的国家也并不是要退出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规则的改变为本国发展争取更多利益，缓和前一阶段全球化中积累的矛盾。因此，中国需要积极适应当前这种新的全球化格局，把握全球化的新发展方向和模式，积极主动参与下一阶段的全球化格局构建，在支持全球化发展的同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中国应积极开放，适应并推动全球化的重构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抓住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深度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工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有目共睹。与此相对应，当前的逆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挑战也毋庸置疑。因此，中国需要充分梳理并正确把握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发挥自身内需市场巨大、产业链完整等优势，客观评估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定位，适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趋势，并继续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程。

　　首先，中国要积极发挥内需市场巨大、产业门类齐全、与全球产业链保持良好融合的优势，防止当前局部的逆全球化演变成“去中国化”的全球化。客观评估中国在许多行业供应链布局，确实有一部分需要依托欧美市场，但是也有不少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行业的供应链，例如电子行业，在亚洲范围内，通过强化与日本、韩国等的合作，就可以保持供应链的完整；通过拓展与东南亚的合作，就可以平稳实现中国的供应链重新布局与效率提升；通过扩大内需市场，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在更早控制疫情的中国市场布局。在当前动荡的国际格局下，既看到有人试图推动“去中国化”，推动与中国的脱钩，但是也同样看到，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在推动“去中国”化，形成“去到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去积极开拓新的业务机会”的趋势。

　　其次，从增加值贸易情况看，疫情对国内不同行业的冲击有所差异。供给视角下分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供应链中枢，并已经成为了亚洲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链中心；而需求视角下观察，中国的中心性要小很多，但是正处在逐步增长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在不同产业链中所处的供需角色有较大差异，其在逆全球化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也会产生较大差异。例如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简单产业链，中国在供给端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在逆全球化浪潮中面临更多来自需求下滑的冲击，对于这一类产业链要更加强调提升内需的重要作用。而对于信息产业这一类复杂产业链，尽管中国仍是国际贸易中的第一大供给国，但是其在全球产业链供给端的中心性却显著小于纺织服装行业，因此逆全球化浪潮中，信息产业链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会受到双重冲击。对于不同的行业，需要进行客观的政策评估，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在深化全球合作的同时，有效通过产业升级提升本国供给能力。

　　再次，从地理纬度看，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正趋向于区域化。2020年一季度，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值占贸易总值的15.1%，这说明在新冠疫情的“压力测试”下，中国为重要核心之一的东亚供应链表现得十分稳定。因此，在原来的全球化路径出现阶段性波动、而区域一体化加强的环境下，要更加充分评估不同产业链的不同地理融合程度，并针对不同行业进行政策布局。例如，计算机电子光学行业，中国与日本、韩国等的产业链联系极为紧密；机械和医疗、化工、动力机械、专业机械、通用机械、公路车辆、其他运输设备等领域与德国、美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对于一些与逆全球化思潮国家紧密联系的产业链，需要提前准备应对措施。未来在参与全球化产业链分工时，可以朝着简单产业链全产业链化结合下游低附加值环节转出，较复杂产业链趋向区域化，极复杂产业链仍然延续全球化的方向进行积极推动与强化。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防止金融上的脱钩和去中国化。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美联储和某些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央行建立了美元流动性安排，并设立了海外央行的回购工具，通过这些工具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因此虽然美国受疫情冲击较大，GDP占全球比重下降，但在本次疫情冲击带来的危机中，美元的重要性反而有所上升，而当前提供美元流动性的干预体系并未将人民币纳入其中。立足于中国的具体情况，人民币国际化实际是滞后于实体经济开放的，主要是担心金融市场开放可能会带来较大波动的可能。而现在的全球金融脱钩和去中国化，有可能会进一步倒逼经济上的脱钩，因为金融上的脱钩和去中国化，会导致中国未来在参与国际金融活动、融入国际金融体系、获得国际融资和支付结算支持等方面受到制约，当前中概股面临的挑战就是一个现实的例证。因此，在疫情扩散的特殊时期，中国还是应该从全球化的大局出发，积极地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提升中国的企业在国际范围内利用国际金融资源的能力。

文章来源：《中国保险资产管理》2020年第2期（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