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在烈日灼肤的深圳，进行了一场冷静入心的对话。

　　6月9日下午，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敬一丹、王亚平做客北大汇丰商学院，为400余位北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带来了一堂题为《变化的媒体，不变的青春》的公开课。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也出席了公开课并参与对话。

　　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敬一丹，现任中央电视台播音指导、《感动中国》主持人、中国视协主持人委员会主任。她于1988年入职中央电视台，先后主持过《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直播中国》《声音》《新闻调查》等栏目，以及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事件直播。王亚平是敬一丹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时的同学，她曾担任汕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汕头音乐台副台长、节目主持人和副主任编辑。

　　今年5月，敬一丹等20多位“50后”作者的最新青春回忆录《我末代工农兵学员》出版。课堂上，她和王亚平以此书为线索，从末代“工农兵学员”说起，通过以自身故事为原型创作的图画，讲述了他们的青春、命运与人生轨迹，回顾了他们所见证的中国媒体的改革、变迁与发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公开课也是读书会。

　　1977年，海闻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与此对应，敬一丹和王亚平则是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学员”。他们同属一代人，却又不是一代学生。课程就在这种“历史耦合”的对话中展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废止，意味着所有的中专、大专、大学关门了，荒废了。后来，毛泽东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而从这些工人、农民、知青、基层青年中选拔出来的人才，就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海闻当年也想成为“工农兵学员”，也被推荐过几次，但由于家庭成分原因，“人家没要我。” 1973年，海闻报考了东北林学院的道路工程系，原以为是冷门专业，却依然被拒之门外。而敬一丹和王亚平则在1976年幸运地通过选拔，成为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高考有望恢复的消息也随即传来。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中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由于中国教育长期以来的停滞，应届毕业生人数有限，国家特批从1966年到1977年，12年的初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考试，以致当年参加高考的人数高达572万人。由于参加考试的人数太多，没有纸印卷子，甚至挪用了原本用来印刷《毛泽东语录（第五卷）》的纸张。

　　“总算有机会上来了。”海闻感叹。这样奇特的考试在入学后也带来奇特的班级组成，积攒12年的人才有机会在一起交流学习。和海闻一个班级的同学，最大的33岁，最小的只有16岁，班内就有了“辈”的区分。

　　而在敬一丹原本看来“幸运的事情”——成为工农兵学员，却变成了遗憾。“没有参加考试不好吗？”敬一丹反问。她认为，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是没有选择的，只能从当地指派的指标中挑选，没有考试，也就意味着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青春，是让人遗憾的。从1970年到1976年，一共7届94万工农兵大学生，他们发生过什么？假如忽视这7年，文化链条就断掉了。尽管依然有很多问号，当回顾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一段依然值得研究。

　　敬一丹提到，现在的90后、00后知道“工农兵学员”的并不多，提到“工农兵学员”时，大家只能通过网络了解，但百度能告诉你们一个基本事实，却不能告诉你们个人体验。她认为，学传媒的，没有历史的熏陶，如何看待今天？没有参照，你如何能有判断？我们是亲历者，该做的讲述和记录做了吗？我们经常自然地出现代际交流，这是一种自发自然的行为。

　　而作为媒体人，敬一丹强调，“除了自发，还要有一种自觉。”从那个年代过来，成为末代工农兵学员，经历过“上管改”和工宣队，赶上粉碎四人帮，参与过11届三中全会，一段混乱的社会情境慢慢走上正轨，有这种非常的记忆，为什么不记录下来进行传播呢？

　　之所以使用“末代”来描述自己的工农兵学员生涯，敬一丹和王亚平希望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样的时代，兴趣与选择，对工农兵学员来说，是奢侈的事情。有的人对绘画特别有天赋，有的人想成为医生，有的人想学习无线电，但是因为分配和推荐的限制，最后都阴差阳错学习了播音。

　　那样的年代，物质匮乏，精神饥渴，女孩子在农村劳动力的丧失和上学的渴望中左右摇摆，最后偷偷省下学校发的钱粮寄回家，新华书店卖书提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大家轮番去图书馆借书，相互传阅爱不释手。那样的年代，特别喜欢打扮的小女孩也只是将刘海卷一卷，被老师称为“车轮滚滚”，“美”这种词不敢提，情不自禁地很节制，很收敛。这里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记下来，一定是有价值的，留下了一份参照。如果不记下来，就没有了。

　　在同4位来自财经新闻专业的90后学子交流时，敬一丹表示，“播音腔”实际上带有否定的含义，指的是照本宣科，不注重内容的播报。早期播报的内容大多是表扬稿、宣传稿，常带有强烈色彩，而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同时，电视语态也发生了改变，影响十分深刻，找到和受众应有的关系，宣传机构变成媒体，那个时候声音是带有色彩的，而现在敬一丹更愿意在艺术的滋养下，优雅活下去。

　　当提到自己和白岩松在《焦点访谈》的不同主持风格时，敬一丹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锋芒的人，不像白岩松那么“锐”，但两者同样让人不舒服。她认为，白岩松的主持是一种“刺痛”，让人精神大振；而自己的主持则是一种“隐痛”，让人不得轻松。敬一丹强调，保持痛感，这是媒体人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没有痛感，没有声音，没有主动，媒体的灵魂又在哪里呢？

　　敬一丹曾在一次不久前的活动中说：“我们的记忆，不仅是我们的。如果我们忘记了，如果我们不留下痕迹，以后的人们怎么知道那些事情曾发生过？”人们相信，一如今天的代际对话，这种“痕迹”关乎瞬间，也关乎漫长，关于过去，也关乎未来。

　　相关图书：

　　书名：《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

　　作者：敬一丹 等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是敬一丹及其同学作为国家最末一代工农兵学员的青春记忆，由20个同学的小故事集结而成，却以小见大。从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到知青岁月，从兵团战士到高原田野，于文化复苏之时进行选择与被选择……他们处于历史变革、时代变迁的交汇处，却在这巨大的历史洪流之中不忘初心，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真实而生动。另外，本书有许多生动的插图和照片并音视频二维码，绘声绘色，让人自然而然融入到那个年代。

　　（撰稿：梁银妍　摄影：李昭　编辑：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