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0日晚，第三期北大汇丰创讲堂LIVE邀请北大汇丰金融实践教授肖耿带来关于“疫情与股灾考验中美与全球治理”的主题分享。 

　　在肖耿教授看来，全球新冠疫情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向新冠病毒宣战。而目前所有对付病毒的方法都是推迟及压低感染峰值。武汉为世界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经验、与教训，但很可惜没有被欧洲、美国等国家重视及借鉴。

　　中国抗疫成功最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应急体制。在武汉的医疗、经济、社会等系统由于受到病毒冲击而崩溃的时候，全国的应急系统迅速启动，而中央与各个地方的联动互助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成功营救了武汉，也稳定了全国。

　　这次疫情让全球主要城市不得不关门隔离，人员流动基本上停止，物流也受到冲击，金融市场更出现崩盘危机。   

中美资本市场分析

　　肖耿教授对新冠疫情、金融危机、原油崩盘进行了深度分析。

　　从股市数据来看，美国的S&P  500  Index，十年来一直上涨，且全美、全世界投资者为其分散风险，创造出一批优秀的企业，比如微软、谷歌、亚马逊等等。另一方面，受管理者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也有很多企业通过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Buybacks），让其股价涨得更高。但遇到危机，企业将缺少资金继续购买自己的股票来支撑股价，这个过程中断以后，很多企业的股价会出现挤泡沫式的崩溃。

　　中国在过去5年内，基本上在不断推维稳、降杠杆、供给侧改革，还有很多其它结构调整措施使得中国股市被低估，几乎没有泡沫。从招商证券数据统计来看，当全球风险指数迅速上升的时候，外资不得不卖出A股资产以补充海外市场损失。但肖耿教授认为这种情况是短期的，环顾全球市场，中国股市在全球市场崩溃中跌幅最小，相对稳定，不仅有未来长期增长的潜力，还有越来越好的避险功能，未来仍然会有一些资金流入中国市场，特别是来自新兴市场的资金。

疫情对美国金融系统的冲击

　　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也就是“应急状态”，美联储也将利率降到接近零，并继续数量宽松政策，提供了很充足的流动性，超过1万亿，这会使得美国政府部门的金融杠杆越来越大。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也是居高不下，这是目前美国股票市场最大的痛点。很多企业现金流没了，市场再跌，会出现次生危机效应，也就是爆发三角债。美国2008年以后增加了很多金融监管的要求，但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些金融监管的要求会导致企业与银行拼命的去维护资产负债表，这个时候恐慌就出现了，美联储扩大的流动性由于监管限制无法进入分割的银行、债券、股票、及债券市场，导致微观层面流动性严重短缺，虽然宏观层面已经大水漫灌。这就导致美国的监管机构不得不直接购买企业股票、债券、及票据，以防止三角债导致大面积破产及失业。

　　但是这一次危机不仅是金融问题，其中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断裂、失业率上升、及需求下降，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而各国内部政治和社会矛盾更会因经济问题而加剧。

中美大国博弈及平衡要素

　　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不太可能有持续的热战，也不会有持续的冷战，最可能的是不冷不热的凉战。而凉战其实非常危险，因为凉战就是全方位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涉及面非常广，从贸易到供应链、科技、信息、媒体、投资、货币、金融、外交、军事，当然也包括公共卫生、生化安全各个层面。

　　新冠病毒到来之前中美凉战已经开始了，包括贸易战、科技战。而贸易战是所有这些竞争当中最容易解决的，因为贸易是互惠互利的，贸易开打，必定两败俱伤，双方其实都有停战的诉求。

　　肖耿教授认为这一次新冠病毒，是对全人类的威胁，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调整全球治理存在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展。

　　肖耿教授提到中国在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效率方面、科学技术方面与美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社会方面，中美两国都有问题，并且肖耿老师认为美国的问题比中国更严重。

　　肖耿教授提出中美两个大国都必须要平衡三个不同方面的诉求：国家安全、人民幸福、及国际秩序。

　　中美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竞争将持续不断，并迅速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影子价格、风险及不确定性，需要在合理竞争中达成妥协，避免地缘政治危机失控及各自的财政与金融危机。 
  

　　中美两国都需要应对各自国民对幸福生活及降低不平等性的追求，而这方面两国互补互惠合作空间巨大。 


　　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安全、国际贸易与投资、国际货币与金融、环境与气候变化等国际秩序方面都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大国系统治理的基本问题

　　城市是政府与市场互动的主要平台，而城市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体系，包括了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公共基础设施、及土地市场。在这次新冠病毒冲击的时候，抗疫的真正主体是城市，包括其中的社区。

　　中国过去40年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吸纳了欧美最早发明的市场经济的DNA（基因），也就是现代企业制度。这个现代企业制度是以法人为中心的，法人与劳动力、政府、供应商、金融、土地、基础设施、股东、客户都发生合约关系。而这些企业的利益相关方背后都有一个市场。例如，劳动力市场从本地市场到全国市场，最后到全球市场都是相连的。在危机来临时，所有的合约关系都会面临毁约的压力，而一旦毁约，会有类似骨牌效应的系统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在危机时，政府要救市、注入流动性、解决三角债、以及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实际上是要维持最基本的经济社会“细胞”的存活率，这是供应链正常运转的基础。

　　这一次疫情与股灾是考验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抗脆弱能力。政府和市场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政府创造市场的制度环境，包括界定产权、建立市场交易的技术设施、以及解决产权纠纷的机制，而这些都是市场没有办法独立解决的。在这次中国抗疫政策中，有一条是把界定土地使用的权利从中央下放给地方政府，其意义非常深远。

　　“只有高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及制度才会产生高质量的市场，而前者是由高质量的政府创造的。”

　　中美之间的博弈，是两个开放复杂大系统之间的竞争。

　　肖耿教授还分享了他和沈联涛先生总结出来的开放复杂大系统的七大规律：1、科学规律；2、不确定性；3、风险规律；4、容错与学习能力；5、抗脆弱能力；6、网络效应；7、沉淀与边际成本规律。

　　肖耿教授认为新冠病毒与股灾实际上在考验中美这两个大系统、以及全球大系统。但不管是中国体制还是美国体制，其实从功能上看，都非常相近，且都在互相学习，虽然它们的历史发展路径不同。

点击【此处】观看视频回放

撰稿：张雅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