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采访/李晶晶 胡晓琼 廖方

《新资本》：海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新资本》的采访！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您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恐慌是金融风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认为民众的信心和心态很重要，除此之外，请您能谈谈，还有哪些因素是导致金融风暴愈演愈烈的关键？
　　海闻：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金融系统本身出现了问题，金融系统和其他行业不同，在其他行业中，某一个企业出现危机对其他企业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在金融系统，一个银行出现问题就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导致大规模金融危机的爆发，危机的爆发又会引起社会恐慌，这种恐慌是让金融危机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种恐慌心态影响下，消费者会减少银行储蓄，同时也会缩减消费需求；投资者对于投资变得更为审慎，他们会减少投资，即使有已经开展的投资项目，也会重新考虑暂停或撤回投资。这些都会促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所以，恐慌本身不是危机的根源，但却是危机扩大的根源，也是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时期，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制止恐慌的蔓延，否则一旦恐慌的心态继续蔓延，进一步伤害到实体经济，危机就会更加严重。比如1929-1933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就是因为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之后，民众的恐慌没有得到及时遏制，导致金融机构全线崩溃，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从而造成经济长期低迷。目前值得乐观的方面在于，人类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经济毫无了解，如果能有很好的办法处理，就能够渡过这场金融危机。

　　《新资本》：您强调政府在金融风暴中的作用，认为政府应该遏制恐慌心态蔓延、防止资金链断裂，请您谈谈，在这两方面政府应当有哪些具体举措？
　　海闻：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遭遇很多状况，包括经济波动出现的危机，这是市场经济固有的问题和缺陷，当这种问题出现时，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来进行恢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会付出很大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调控和引导有时可以减少这种损失。就目前发生的金融危机而言，政府可以在两个方面介入：金融方面和实体经济方面。从危机发生的情况来看，这场金融风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美国在金融和实体经济两个方面都已经受到危机的影响，和美国金融机构联系密切的欧洲金融系统也同样遭受冲击；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系统受危机的直接影响并不是很大，主要的问题还是体现在实体经济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导致欧美等国的进口需求下降，从而对我们的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实际上，2008年10月份以后中国的出口订单就呈现急剧下降趋势。
　　当然，国外需求下降只是经济问题的一个外部因素，经济需求还有其他三个方面：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目前的国外需求已经因金融危机受挫，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也同样受到影响，但是政府无法控制这三个需求的变化。那么，政府如果希望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扩大内需稳定经济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用增加政府需求弥补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比如通过增加开支或者政府采购等措施来扩大总需求。第二、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政府可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促使企业的投资成本下降。此外，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减税政策来减轻企业现阶段遭受的压力和负担。第三、解决目前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对于失业的人群，政府应当发放一定的失业救济，让失业者有生活保障，此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增加就业岗位，帮助失业者。最根本的是要让失业人群有所保障，否则容易产生社会动荡。
　　
    《新资本》：金融风暴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许多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剧增。还有一些企业开始推行保守政策，减少投资，降低薪酬，裁减人员，人们普遍认同这些措施是金融危机之下的理性决策，在您看来，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应当保持怎样的心态？对于企业面对金融危机时的管理政策有何良好建议？
　　海闻：首先，对企业而言，应该意识到，经济出现波动和衰退很正常。在经济波动时企业应当保持一个良好心态，利润降低或者短期亏损并不意味着企业失去希望，应将这些看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金融危机时期，某些企业推行保守政策，通过减少投资、降低薪酬、裁减人员等措施来维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企业而言，无可指责。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做出抉择，不能要求企业承担起国家的目标和责任。国家的责任和目标是保持社会稳定，而对于企业而言，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在拥有利润的前提下企业才会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但在这样的一个危机时刻，很多企业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尤其是民营企业，压力更大。对于国有企业国家还会给予补贴，他们不会因为危机而导致停产关闭，但民营企业就要完全靠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为免遭危机覆顶，推行保守政策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多地应该考虑危机过后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如何化“危”为“机”，通过危机来提高效率。事实上，危机也是提高效率的一个好机会，因为企业在危机情况下，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是否具备市场竞争力，思考危机过后是需要扩大产品的产量，还是提高产品的质量，亦或是需要其他方面的创新。这不仅仅是危机管理的问题，而是危机中的对战略的考虑，包括应当继续经营还是选择转行。危机需要企业做一个战略调整，也是企业重组合并的一个好时机。
　　
　　《新资本》：目前，有很多经济学家、学者都在分析中国缺乏信心是因为中国经济出了问题，政府应在这个时机及时进行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您曾在接受网易采访时谈到，在目前的时机之下最忌讳强制性的、全国千篇一律地、运动式地强调所谓的产业升级和转变增长方式，认为产业升级与否，最有发言权的不是政府而是企业。请您谈谈您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在您看来，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如何转变？
　　海闻：之所以要提倡产业升级，并不仅仅是因为行业低端，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目前在低端行业里有着太多企业，企业供给过剩，没有效益。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企业应该走出去，离开这些行业。
　　但是，产业升级应该是企业的决策，而不是政府的决策，政府可以帮助高科技企业，从政策上扶持，但是不能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强制性升级，也不能搞全国千篇一律地整体升级。整体升级的弊端在于：如果一个低端产业进行整体升级，企业都升级到高端行业，供给过剩的问题也同样会出现在升级后的高端产业。中国存在的问题是行业里的跟风抄袭，导致供给过剩。因此，必须把产业链拉开，一部分升级，另一部分留在原来的产业，等一部分企业升级了，留下来的企业就可以有效益。
　　我个人认为，对于产业升级而言，其实政府连产业引导都不应该，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不要在任何行业里设置障碍，这是最主要的。如果没有行业障碍，企业自己会寻找把握机会。政府的确应当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但是鼓励的方式值得认真考虑。政府可以通过减少税收的方式来鼓励企业进行科技研发。很多大企业会拿出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研发，比如辉瑞等大药厂就拿出收入的10％左右用于研发，用于研发的这部分收入政府可以不收税。这样的方式是值得借鉴的，而不是简单的由政府拨款给企业做研发，这样会导致企业对政府产生依赖。
　　除研发之外，产业升级需要注意的另外一点是知识产权保护。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那就没有人愿意当出头鸟，因为研发出新的东西都会被模仿复制，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升级。产业升级能否成功的关键是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目前的企业之所以没有积极性去创新，其原因就在于总是被抄袭，而且相当一部分企业都只是希望凭借模仿抄袭来获得效益。但美国企业的观念就有所不同，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产品或者服务，当看到有企业开发出新产品或服务时，其他企业也不会简单地想去复制和抄袭，他们会希望从中得到借鉴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东西。
　　谈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我认为应该要因地制宜。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某些地区的增长方式需要转变，应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生产附加值更高的地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土地价格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高，很自然的，如果要获得效益必须开始生产质量高、附加值高、科研成本高的东西。沿海地区的人才和资源也足以支持其转变，因此沿海地区应当进行产业转移，比如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生产力提高后，发展的空间还是在服务业，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就越大，现在我们的沿海地区就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经济增长方式应当呈现为集约型。而和沿海地区不同的是，内地刚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阶段，受管理能力等因素的局限，无法生产出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因此从目前现阶段而言，强制内地与沿海地区同步进行产业升级是不现实和不科学的。

副栏：
　　海闻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