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任颋教授谈广州营商环境的“标杆性”意义
2021-03-11 17:22:37 信息来源：《环球》杂志
“去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新设市场主体2000多万户，逆势大幅增加并保持较高活跃度，离不开营商环境持续改善。”2021年1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国营商环境情况进行了总结。
当前，各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步伐正在加快，广州作为全国性营商环境“标杆城市”，其样本价值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在一些智库人士眼中，广州营商环境改革的形象正变得更加立体、生动。
“标杆城市”的特色
“广州营商环境改革可以说是迅速迭代的，从1.0进化到2.0、3.0，现正制定4.0版的改革思路。广州的探索目标也从引领全国，提升到对标世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尹涛对记者表示。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任颋概括了广州营商环境的“标杆性”意义。
第一，广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商业文明发展史的城市，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发挥着对外商贸往来窗口的作用，在城市文化理念中有着强烈的服务市场主体的意识。
第二，广州始终站在市场主体的角度，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革，从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1.0版本，到“重点领域营商环境攻坚”的2.0版本，再到“实施跨部门革命性流程再造”的3.0版本，在短短数年间实现了“三级跳”。
第三，坚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通过发布《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举措，将受到市场普遍认可、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营商环境改革措施和成熟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形成规范的实践操作指引。
第四，突出“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处处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识，在营商环境打造中发挥每个人的积极作用，体现对人、对服务对象的重视。
“广州作为全国营商环境改革的排头兵，一直以来坚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晓白总结说，在市场化方面，广州营商环境改革把市场评价作为第一评价、企业感受作为第一感受、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狠抓政策兑现，确保政策在最后一公里落地，让市场主体真金白银地享受改革红利。在法治化方面，广州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高地，创新性地采用了立法专班和专家团队“双主体”方式制定条例。同时发挥信用基础性作用，着力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积极引进远程庭审机制，成为业界公认的国际商事仲裁“广州模式”。在国际化方面，始终坚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纲”，发挥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把大湾区国际规则衔接和营商环境改革一起推动、双向发力，共同促进各项改革走深走实。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教授徐现祥从办事成本视角，为记者分析了广州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特色。
第一，办事方式优。目前，广州市在办事方式优化上实现了三个90%，一是压缩事项办理时限接近90%，二是集成服务改革“一窗”进驻率超90%，三是建设数字政府，网上可办率超过90%。
第二，精简力度大。广州市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0年广州精简市级行政权力3237项、精简率42.7%，取消证明事项470项。
第三，市场主体活。办事成本降低了，市场主体数量将随之增加，市场主体活力也将增强。“广州优化营商环境建设走了一条渐进改革之路，即先优化办事方式后优化办事事项。这是理性的选择。”
三个角色一盘棋
个人、企业、政府，三大维度默契配合，支撑起了广州营商环境改革的基本框架。
据尹涛分析，在广州营商环境改革中，个人、企业、政府虽是三个不同性质的主体，但三者相互关联，互为影响。作为营商环境改革的直接主导者，广州市政府积极作为，以世行、国家、省等评价为指导，深入企业、商会、协会对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痛点堵点进行调研；借助第三方机构开展各种形式的营商环境评价，透彻了解当前广州营商环境改革中存在的各类细节问题；以营商环境专班的形式，积极协调各职能部门，对集中的问题进行汇总及处理，大大提高了营商环境改革的效率。
他感慨，一个高效便捷的流程，一次公平公正的办事，一次优质到位的服务，对企业等市场主体来说，真切感受胜过千言万语。各企业同时也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等开展营商环境专项调研，积极献言献策。作为营商环境改革的最终践行者，每一位市民也要树立诚信理念、规则意识、契约精神，点燃干事、创业的激情之火，始终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洪流。
马晓白分析说，最能体现个人、企业、政府相互配合的广州特色做法，是通过举办企业家午餐会、吐槽会等问计于民，特别是率先出台《广州市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实施细则》。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20年“由市场主体打分、民营企业家说了算”的全国营商环境评价中，广州综合排名第一。2020年广州民间投资在逆势中同比提高9.4%，其中民间工业投资比全市工业投资增速快19.3%。
中国社科院中国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评价课题组成员、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告诉记者，据他们调研了解的情况，民营企业家对营商环境最重要的诉求是保持政策稳定，广州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由于广州在很多领域都是先试先行，所以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与之相关的还有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比较重视契约的社会文化。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的企业家，能够感受到政策的稳定和政府的守信，这是最重要的营商环境。
个人、企业、政府共同构筑起了广州营商环境的统一战线。这其中，统战系统扮演了特殊重要的角色。“广州市委统战部充分发挥全市无党派人士、留学人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网络人士优势作用，开展营商环境调研与研讨，助力优化全市营商环境。”尹涛对记者说。
马晓白进一步指出，在广州营商环境改革中，统战系统积极履行职责、发挥引导作用。一方面制定、宣传和贯彻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措施，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另一方面贯彻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引导非公企业和非公经济领域人士践行新发展理念。
从组织领导上看，市委统战部牵头组建了政企民沟通专题组，制定了《广州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政企民沟通专题组工作方案》。积极学习世行评估体系，邀请专家作营商环境评估专题辅导，健全落实工作机制，积极搭建平台载体。
从宣传推介上看，举例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市委统战部联合市工商联第一时间形成了《民营企业应对疫情解困发展的调研报告》，为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政策提供支撑。同时，市委统战部还积极发挥专家作用，组织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工程造价行业协会等业内专业人士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开展学习调研、考察交流、政策宣讲。
从政企联动上说，广州设立“民营企业服务周”，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协助安排市长与民营企业家召开恳谈会。针对民营企业在用地、融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监管、政策制定和兑现、政企民沟通等方面的需求，发布了一揽子惠企政策。围绕把广州民营科技园建设成“国家民营经济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总体定位，打造新时代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示范基地。
示范与联动效应不可小视
尹涛对记者分析说，广州担负着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的职责，促进穗港澳、广深、广佛在更高层次更深领域开展合作，对周边地区发展综合性门户城市的服务功能。广州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助于推进湾区基础设施高水平的互联互通，以及科技创新合作等。
任颋强调，广州能够发挥标杆示范作用，带动其他城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他表示，从全国趋势来看，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正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递进延展，在中心城市标杆示范作用下，全国各地各城市都在聚焦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奋发进取、创设范例，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营商环境是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马晓白认为，广州的表现，很好地体现了这一逻辑。从治理效能上看，营商环境的改革有利于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市场与社会关系，解放、创造和保护先进的生产力，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要求。
从治理精度上看，城市治理要一针一线有讲究，一丝一毫求极致。营商环境改革敦促政府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城市大脑”。
从治理合力上看，营商环境改革有助于合理安排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注重找准定位，引导每个参与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避免“乱作为”和“不作为”，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着力形成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大合唱”，共同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如何更进一步
专家学者也对广州营商环境改革的困惑和继续提高之处谈了看法。
尹涛认为，当前广州营商环境改革还面临一些制约因素，一是广州作为副省级城市，立法权受到一定限制，致使有些政策推行有心无力。二是财政压力影响优惠政策兑现。2020年广州实际管理服务人口超过2200万，城市管理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影响相应的基础设施与优惠政策落地。三是企业获得感还需进一步提升。
知长处，补短板，放眼国际，着眼未来，对标国家“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广州营商环境改革之路又需如何进一步探索发力？
尹涛对记者说，“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提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再次指明要“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他认为，在今后5年乃至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蓝图中，广州需进一步以优化营商环境牵引改革重点突破、整体推进，增创改革发展新优势。
首先，要有数字化政务服务的意识。下一步，广州要加快数字化政务服务转型，以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为试点，利用数字政务体系来真正满足营商环境中企业的核心需求。
其次，要有服务型营商环境的态度。既重视新企业（包括外资）引进，更要重视本土原有企业的发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同等待遇，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不仅一视同仁，甚至还高看一眼。在获取金融机构支持方面，给予中小企业更为公平的贷款机会，给处于发展初期、尚不成熟的新经济企业留出探索改进的空间和进化成熟的时间。
第三，要有更高标准的对标对象。坚持对标世界银行标准，广州要有动态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举措，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投融资、贸易、仲裁等营商规则体系。作为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要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的综合授权改革，实施好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第四，要打造更具影响力的营商环境改革品牌。要实施政务服务流程再造，深化“一件事”主题套餐、“一门式”政策兑现、“一站式”公共服务等改革，擦亮“穗好办”政务服务品牌，健全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便民便企服务功能。
徐现祥建言，沿着先优化办事方式、后优化办事事项的渐进改革之路，广州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可从三个方面渐进升级。一是在优化营商环境办事方式上，深化集成办事方式系统性改革，从“可用”“能用”转向“好用”。二是积极探索优化办事事项数量改革。三是探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硬件建设上，实施“湾区通”工程；软件建设上，探索湾区营商环境一体化，推广“湾区一港通”等新模式。
面临中国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结合广州市营商环境现状和改革目标，马晓白有三点期待。
一是开展“对标+创标”的“双标”行动，聚焦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产业发展全链条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改革从指标单兵突进拓展到指标整体联动；二是围绕“数字技术+制度创新+信用监管”三大维度，贯通发力、一体推进，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的综合授权改革，提高综合改革效能，以营商环境改革的确定性对冲国际形势复杂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三是深化区域开放创新合作，努力在对接国际通行营商规则上迈出更大步伐。
她指出，广州需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是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文件，聚焦国际先进规则对接，在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投资贸易便利化、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全方位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二是发挥国内特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完善信用监管体系作为切口，发挥信用基础性作用，加快构建高标准新型市场监管体系，减少市场摩擦，助力国家建立统一的大市场。
来源：《环球》杂志（2021.3.10），记者：吴美娜
（编辑：熊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