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金特:贸易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人民

2018-08-13 10:11:02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

  “在美国是由谁来决定贸易政策?最高的决策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人民。因为贸易战争真正的受益或者受害者都是民众,所以最终来说贸易政策的决定者是美国公民,或就是美国的生产企业,进出口者,进出口行业的人。无论是国会还是总统,只是像保险经纪、保险代理一样是个代理人”。8月11日,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在由厚益控股和《财经》杂志联合主办主题为“共享全球智慧 引领未来科技”的世界科技创新论坛上如此表示。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可以增加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国际贸易降低贸易壁垒,可以增加市场的规模,是好的。任何限制市场规模的扩大,都是不好的,而减少交通成本、减少通讯成本,都可以促进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萨金特教授援引亚当·斯密的观点指出,对于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而言,国际贸易是好的,但不是对所有人在所有的时间都是好的。

  从1945年开始的美国历史,贸易壁垒和关税一直在下降,现在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了。此外,欧洲的贸易壁垒和亚洲的贸易壁垒也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关税低不是零,非贸易壁垒也低,所以现在问题是,谁渴望这样的成果?谁渴望自由贸易和低贸易壁垒?谁反对低贸易壁垒?

  萨金特教授进一步提出,思考贸易战未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比较现在和过去,看看现在和过去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通过回顾美国的历史,来说明怎么看未来。

  贸易战中有哪些武器或者工具呢?他认为,第一是关税,关税是对进口征税,是对你的国民征税。第二个是补贴,你可以补贴国内的生产者。第三个是量化的贸易限制,也就是可以禁止别的国家向你的国家进口。所以这三个工具为各国所使用。

  从1945年之后每一位美国总统,一直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一直是用贸易限制作为威胁,或者关税增加作为威胁,然后其实把它用作讨价还价的工具,让其他的国家减少关税,减少贸易壁垒,然后进一步开放市场。

  萨金特教授认为,长期的趋势就是把贸易作为一个威胁,是非常成功的。在长期来讲,它成功的减少了关税,而且开放了市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对美国人来说,现在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读读历史书,然后看看我们过去成功的要素是什么,以及失败的恶果是什么。

以下是发言实录翻译整理(有删节):

  我要谈论一个目前存在不少争议和噪音的问题,看看在噪音里能不能找到信号。谈一下美国对“贸易战的贡献”、美国的贸易政策,以及现在和未来应该如何思考。我将使用基础经济学的理论表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对于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下来说,国际贸易是好的,但不是对所有人在所有时间都是好的。这是个理论上的观点,但它有实证的支持。这个理论的观点来自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认为劳动分工可以增加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专业化可以增加收益。但是专业化有其局限性,劳工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比如,一个小国如果想一切都自己做,就会限制其分工的程度。所以亚当·斯密说,国际贸易降低贸易壁垒,可以增加市场的规模,所以是好的。任何限制市场规模的扩大,都是不好的。而减少交通成本和通讯成本,都可以促进专业化分工的程度。

  我想从政治科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看到一个结果(一种社会的结果,或者一个政治进程的结果)。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是,谁渴望实现这样的结果?总会有人希望这样的结果发生,那么是哪些人?第二个问题是,谁想改变这个结果?这些问题是我在思考国际贸易时考虑的最根本问题。思考未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比较现在和过去,看现在和过去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们回顾美国历史来说明如何看待未来。从1945年开始的美国历史显示,贸易壁垒和关税一直在下降,现在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了。此外,欧洲的贸易壁垒和亚洲的贸易壁垒也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所以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谁渴望这样的成果?谁渴望自由贸易和低贸易壁垒?谁反对低贸易壁垒?到目前为止谁反对自由贸易但是最终失败了?最后还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会让那些支持贸易自由的人改变想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贸易战中常用哪些武器或者工具。在任何国家都有三种工具。第一是关税,关税是对进口征税,是对你的国民征税。第二个是补贴,也就是可以补贴国内的生产者。第三个是量化的贸易限制。

  我们接着要问的问题是,这些工具有哪些好处?这些工具可以达到什么目的?首先关税有两个可能的目的:一是增加了国家税收收入,因为它是一种税源。二是如果关税足够高,它可以保护低效的国内生产者。第二,补贴可以促进国内产业,允许国内的生产者在低于成本销售的情况下也可以存活下去。第三,量化的贸易限制也保护了低效的国内生产者。

  所以,从这些工具达成的效果来看,谁想使用这样的工具?在美国是由谁来决定贸易政策?最高的决策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人民。因为贸易战争真正的受益或受害者都是民众,所以最终贸易政策的决定者是美国公民,或者说是美国的生产企业(进出口企业)。最终的决策者授权美国国会或者美国政府制定关税政策,但无论是国会还是总统,都只是个代理人(像保险经纪、保险代理一样)。

  从1790年美国建国到1934年这段时间,凡是参与了当时的世界贸易战的,都是失败者,没有赢家。国会开始授权总统制定关税。为什么国会决定这样做呢?原因是1934年出现了上一次的贸易战的不良的后果,国会中的大部分的人,以及美国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能够降关税,不仅希望美国降关税,而且希望其他的国家都能够降关税,特别是英联邦国家能降关税,并开放市场。当时国会认为在谈判时如果美国总统有能力控制关税的水平,就可以在谈判当有更大的制动权。

  那么,美国如何从1945年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美国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是历史上低点,而欧洲和亚洲的关税也到了历史低点。答案是:从1945年之后每一位美国总统,一直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一直是用贸易限制或者关税增加作为威胁,用作讨价还价的工具,让其他国家减少关税,减少贸易壁垒,然后进一步开放市场。  

  所以美国历届总统都说自己是自由贸易的保护者。美国威胁增加关税,日本和韩国就开放了它们的市场,这也被认为是成功的典范。如果去读这些谈判记录,就会发现双方都威胁对方,但结果却达成了协议。所以关税不断下降,就是因为这些谈判的过程。

  那么谁希望关税能下降呢?在美国其实有很多人希望自由贸易,包括生产商和制造商。他们觉得这样就可以在全球市场上有很好的竞争,可以卖出东西。美国人觉得在竞争中只要市场开放就可以打赢任何国家,所以希望持续不断地开放。

  当然也有人是反对降税的,但是这些人是少数派,而且一直是比较失败的。这些反对派是那些没有效率的一些生产者,往往是垄断性质的生产者。他们得到了各个政府的帮助,不希望有来自海外的竞争。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希望能够抗拒技术的变化。

  但是,在2017年之前,那些希望美国能够竞争,希望美国能够更加有效的人一直是占上风的。但大家可能会问,现在供应链是全球化的,没有一个产品是只在一个国家生产的,那些所谓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进出口过程后最终的成品。所以,我们的底线是在美国长期的趋势是大部分人是从贸易当中获益的。而且,他们也想要有贸易,也支持政府把关税只是作为一种威胁,但事实上不愿意真的加关税,而希望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开放它们的市场。

  那么现在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今天美国总统发言的噪音更多了,因为他今天说的话和昨天不一样,朝令夕改。同时,他所代表的利益是不是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了呢?过去在美国支持自由贸易的其实是共和党,他们代表的是一些大公司,比如用钢铁来生产各种各样的制成品的大公司,希望能够从德国或者其他欧洲进口比较低价格的钢铁。所以人们的疑问是未来会怎样?是不是美国人对贸易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最后一点要讲讲这是不是一个威胁。在谈判的时候做出一个威胁确实有比较大的危险。在美国历史上,确实在谈判时犯过一些大的错误。比如,美国在刚刚建国时,就曾对英国人威胁要涨关税,直接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美国当时几乎成立不起来了。因为我们误判了自己,觉得自己太强了,没有预计到英国当时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报复。另一个错误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时,美国去做了一个所谓的双边石油交易协议;作为一种惩罚,其中没有包括一些中东的石油产出国。结果就是这些中东的石油生产国形成了欧佩克(OPEC)进行报复。欧佩克作为石油产出国集团是非常成功的,提升了两次石油价格,大大伤害了美国经济。这就是美国没有非常聪明的贸易战带来的恶果。

  所以很显然我们长期的趋势——把贸易战作为一个威胁——是非常成功的。在长期来讲,它成功地减少了关税,开放了市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说,现在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读读历史,看看我们过去成功的要素是什么,以及失败的恶果是什么。

来源:《财经》网站

原标题:《诺奖得主Thomas J. Sargent谈贸易政策:最高决策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人民》

编辑:曹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