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海闻的“西行漫记”

2018-12-31 08:36:13 信息来源:


上世纪 90 年代末,海闻(右)与林毅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门前合影(海闻供图)

  “在我们回国前后,我们班大部分同学也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回来,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有着一种梦和责任,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其实,在读完博士学位后,我和易纲就一直在等待回国的机会。”

  万事开头难,自费留学也是如此。

  1978年以前,中国自费出国留学的人很少,国家没有统一政策。1978年,邓小平发表了扩大对外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留学工作由此兴起。1981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等七单位《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和《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自费出国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

  海闻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2年1月赴美留学,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留学第一人。

  2005年至2013年,海闻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目前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在那个年代,自费留学的学子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又收获了哪些珍贵的回忆?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海闻教授,倾听他在美国求学及后续发展的故事。

  念头萌发

  《环球》杂志:作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出国留学第一人,你的经历显然是特殊的,这一抉择与你求知渴望等个人因素相关,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可以这样理解吗?

  海闻:大致如此。去北大读书前,我在黑龙江插队9年。知青岁月后,北大生涯是重塑自我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思想的解放和碰撞,让我对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我是北大恢复高考以后第一届政治经济学专业(北大经济系77级只设了政治经济学这一个专业,学生共80人,分成两个班级)的学生。大一大二我们一直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三的教材开始出现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书籍。

  1978年,大家开始讨论改革。从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开始转向务实的经济建设。围绕着改革和发展,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心潮澎湃,热切讨论着相关话题。我们寝室“卧谈会”三句话不离国家经济,“私营经济是否应该存在”“物价如何放开”……

  与此同时,学校一些讲座也带给我新的观察视角,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的讲座。大三时,我又接触到了几位很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老,当时的经济学系主任,我们习惯如此尊称陈岱孙先生,和厉以宁老师,就是其中两位。在这两位老师的课堂上,我知道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也对经济学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我属于对一个领域研究得越深就越感兴趣的人,为了更好地弄清楚西方经济学,我出国留学的念头萌生了。

  1980年秋,即读大三时,睡在我下铺的兄弟易纲被派往美国学习经济和管理。送走易纲后,我就开始准备自己的留学计划。当时中美已经建交,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访问北大,也有外国老师开始给我们授课。

  我为一些遥远的东西莫名激动着,想要去看看外部更大的世界——我想亲身体验和观察,去看看到底什么是发达国家、什么是现代化,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市场机制是怎样的。1981年,我如愿拿到护照,估计这也和国家当时推出的留学政策有关。

  《环球》杂志:你是如何进行留学准备的?亲友反应如何?

  海闻:我从大三开始为出国做准备。与历史因素相关,当时北大基本上没有留学资料。北京图书馆(北图)的资料陈旧,但好歹可以查询到美国一些大学的地址。我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与北图,抄写下资料,一封封信投向美国。

  对于我出国的渴望,陈岱老和厉以宁老师都很支持。陈岱老曾在美国求学7年,厉以宁老师研究西方经济学,他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出去学习更多理论、对发达国家有更实际的了解。在我申请出国的过程中,陈岱老给了我很多重要建议,厉以宁老师则找来英文书籍帮我一点一点核查对应的美国课程名称的正确翻译。

  大四下半年,我收到了美国长滩加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出国第一人。一两年后,我们班一半以上的人陆续走出国门。我们宿舍7个人,6人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

  面对当时的选择,我的感受简单来说有三点。一是兴奋,自己的努力有了回报,期待中的留学生涯就要开始了;二是担忧,面对未知的留学生涯,压力很大;三是豪壮,当时出国成行的人很少,我们77级公派的只有三个人,同学们的反应让我真真切切有一种自己是先行者或者说先驱的感觉。

  异乡生涯

  《环球》杂志: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去美国而非其他国家?初到美国,面对跨国跨文化的新环境,有哪些感触?

  海闻:我是学经济学的,美国是发达国家代表,了解了很多经济学现象和理论之后,自然而然想去美国看看。当时中美已经建交,两国交流日渐增多,大环境对我也有一定影响。再说,有可行性的其他选项也不多。外语我学的是英语,去其他非英语国家更不现实。另外,去美国留学需要担保人,我家有海外关系,亲戚便可为我做担保人。

  初到美国,我感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彻夜不熄的灯光、来来往往的各种汽车等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人际交往中,各种礼貌用语不绝于耳,这在现在看来很寻常,但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来说,是不寻常的;马路上行走的妓女乞丐、形形色色的治安事件等,是另外一个维度的美国,等等。

  正如《北京人在纽约》的经典台词: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当时美国高校中的中国学生很少,我还记得当时一位韩国学生看到我之后的反应,得知我来自他刻板印象中的“红色中国”,他惊讶至极,这也是很多其他国籍学生的反应,不可避免地戴着“有色眼镜”,但我也都表示理解。

  《环球》杂志:有关留学期间的经历,你印象最深的有哪些?

  海闻:主要有语言、专业、文化、财务等四个方面的经历难以忘怀。

  一是语言方面。我英语底子偏弱,过海关都听不懂海关人员在说什么,我说的英语海关人员也听不懂,交流受限,最后只好请了一个翻译,才得以进入美国。因为英语不好,打零工也颇费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因为英语不好干了两天就被老板辞退了。此外,上课也听不懂,只好在课后恶补。我用录音机把上课的内容录下来,课后再反复地听,就这样,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把英语补了回来。

  二是专业方面。我在北大读本科时,对很多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没有接触过。因此,只能在上着硕士课程的同时,旁听本科生的课程。不过还是挺过来了,可能也跟当年的下乡锻炼有关系。《红灯记》里有句台词——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也不怕了,我这是“有下乡的经历垫底,什么样的苦也不怕了”。我一直认为在困难面前,只要克服了第一个难关,一切会越来越好,后来的生活和学习真的就顺利多了。两年之后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开始在美国加州大学做助教,给美国学生讲授和辅导经济学课程。

  三是文化方面。在和同学们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我也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在新环境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作为中国学生代表,跟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和中美友协取得联系,经常给同学们放映一些中国电影。随着时间的积累,外国学生和老师们对我们这些“罕见”的中国留学生们有了更多新的认识,中国学生勤奋、认真等特点逐渐获得同学们的认可。与此同时,在亲身经历和观察中,我也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文化有了更多了解,同学间的互动日趋融洽。

  四是财务方面。刚去美国时,我住在学校,不久后搬出去在校外租房住,和一名台湾学生合租,主要也是为了节省开支,学校住宿费太高了。我在美国有亲戚,财务方面他们也能提供帮助,但我觉得自食其力心里更踏实。平时省吃俭用,我记得那时候在外面打工时,看到自动售货机里面好看好吃的东西,常常忍住购买的欲望,慢慢也就习惯了。

  厚积薄发

  《环球》杂志:在国外完成学业后,你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在国外高校任职,当时是怎样考虑的?后来决定回国的考量又有哪些?有哪些重要节点?

  海闻:完成学业后我没有立即回国,简单来说,一是想要证明自己可以在美国立足,毕竟当学生时的主要活动和接触面都在校园,并未真正意义上融入美国社会;二是回国后要干什么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安排。后来回国的决定也不是突然转变,回国这一想法早在酝酿之中。

  要说重要节点,主要是1992年的十四大和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在美国读书期间,我们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期间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中国启动全面改革。我和易纲意识到,中国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了!1994年,我们都放弃美国大学终身教职,先后回国。

  在我们回国前后,我们班大部分同学也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回来,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有一种梦和责任,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其实,在读完博士学位后,我和易纲就一直在等待回国机会。

  1994年,林毅夫、易纲、我、张维迎等“海龟”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希望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学研究。二十多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变成了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了国家级的智库,以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

  《环球》杂志:出国留学及在国外高校任职等经历对你个人事业选择及后续发展有哪些影响?

  海闻:有三个关键词——眼界、能力、意志。

  国外13年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对国际化这个概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国际化不仅仅是语言、装扮等表面上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沟通和交流层面的东西。

  就教育方面而言,三十多年前,我们一批青年人走出国门看世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初始形态,我称之为“教育国际化的1.0版本”,即“派人到国外学”。随着国内体制环境和教育市场走向成熟,办学形式也开始“升级”——教育国际化的2.0版本,是引进外国学校,到中国合作办学。而3.0版本,则是我们到发达国家去办学。国际办学的探索已在许多高校展开,然而还鲜有成功者,原因就是“国际化”是无法一蹴而就的。

  国外13年的经历也进一步夯实了我的专业基础,增强了人际交往及解决复杂问题的各种能力,这些都是我日后工作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石。

  9年知青生涯锻炼了我的体力,吃苦耐劳不在话下。与此一脉相承,我并不觉得在国外求学工作有多辛苦,但无疑这13年的经历进一步锻炼了我的体格和意志。“海阔天空地想,脚踏实地地干”是我的座右铭。回国以后很多开创性事业的耕耘中,很多想法和经验也都源于13年的国外生涯。

  《环球》杂志:你的现状和留学初的预期相比,有无不同?

  海闻:我有两个孩子,大的已经参加工作了,小女儿北大毕业后现正在斯坦福大学留学。我的工作生活自己是满意的。我做任何事情,尤其是一些重要抉择,都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继而脚踏实地地去尽力落实,所以,总体而言是符合预期的,没有什么遗憾。

  《环球》杂志:80年代初的留学和现在的留学,在你看来有何不同?你如何评价国家不同时期的留学政策?

  海闻:80年代初的留学和现在相比,不同的地方多了,最直观的是人数方面的对比,现在留学已经形成了“产业链”,各种中介和培训机构等在80年代初是不存在的。此外,80年代初,相较托福、雅思之类的程序,“担保人”程序更为重要。再者,80年代初出国留学的学生日子大多拮据,家里鲜有接济。而现在大多数出国留学的学生,尤其是自费出国的,家里给提供大部分经济支持。

  在留学方面,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政策,在我看来,有政策就可以了,剩下的看个人的选择和努力。不用太过区分公费自费,公费顾名思义有更多家国担当的意味,个人后续发展或有更多顾虑,但也不尽然。

  来源:2018年12月2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6期

  原报道链接:http://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5396703?from=timeline

  《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编辑:熊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