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九月的一个早上，我走进二教参加北大汇丰商学院的面试。当时我对经济学还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而作为唯一一个既没有准备正装，也没有准备自我介绍的学生，心情只能是愈发忐忑。面试的时间不长，好在我的英语也还凑合，临时发挥的自我介绍也中规中矩。尽管我已经不记得面试的内容，却还记得在最后我提的问题以及张化成老师的回答:
—— “After graduation, would you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go for a job, or pursue further study in a PhD program?”
—— “We are open. ”
就这样，我来到了北大汇丰商学院。
在本科的时候，很难说我有过什么职业规划或是人生规划。当时隐隐觉得自己并不喜欢实验性学科，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也不想跟着潮流一起出国读生物的PhD。拒绝一种选择很容易，可之后 将面临更多的选择。究竟何去何从，自己并没有答案。当时的汇丰商学院还没有什么名气，在很多北大学生的印象里只是一个坐落在遥远深圳的模糊影子。而正是这个模糊的影子，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深圳，一个全新的城市；经济学，一个全新的学科；北大汇丰，一种全新的经历。这一切都吸引着我。经济学听起来很有趣，和港大的联合项目听起来也很高大上，毕业之后也应该能找到还不错的工作。正是这些既可笑又很幼稚的理由让我参加了那样一场面试，把我带到了深圳。
北大从来不缺好的老师。研究生的学习从第一门Young Joon的微观经济学开始，到最后一门樊纲老师讲的经济发展与转型结束；其间还穿插了港大的金融学项目，以及后来和中文大学合作的经济学项目。对于我来说，每一位老师都能提供一个新的起点，带来一个新的高度。汇丰老师的优秀和负责并不仅仅在课堂之内。初到汇丰之时，我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十分迷茫，而对经济学的认识也才刚刚开始。在第一年的时候，我得以经常和Young Joon讨论PhD的生活和之后的发展；而David Ong也组织一些有意向读PhD的学生们每周进行文献讨论。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慢慢坚定了出国去读PhD的想法。而在之后的申请过程中，我得到了更多老师的建议和帮助：其中孔英老师，王春阳老师和中文大学的李多哲老师给我提供了关于经济学项目的建议和规划，而邱惠艳老师则对于港大的金融学项目向我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能得到诸多老师细致而全面的帮助，这在很多其它的学院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汇丰所提供的平台远不止这些。
教学。 汇丰的主要课程都配有助教。而助教的职责可以是简单地接送老师，可以是批改作业，也可以是讲讨论课。一件事情，从不懂到学会可能并不难。但从学会到可以给别人讲解，却很不容易——特别是要站在讲台上面对几十位学生。在汇丰的三年中，我有幸承担了几门课程的助教。从最难的高级微观到港大的金融数学，以及中文大学在汇丰开设的第一门课。这之中，除了英语口语的提高，除了学会如何在百人的教室中镇定自若，我还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教学，以及在其中老师要负起的责任。
交换。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国交换对于一个商学院的学生恐怕不是那么重要。但可喜的是，汇丰从来就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地方。我在第二年的时候去以色列Hebrew University参加了五周的暑期项目。除了旅游的新鲜感，更多的是体会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视角，甚至是不同的生活。漫步在老城区，世界几大宗教凝聚成身边的几条小巷、几个房间。不远之外，隔离墙的另一边便是处在困顿贫穷之中的巴勒斯坦。在这样的地域，这样的国度，犹太老师所讲述的宏观经济学也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宏大，而并不仅仅是书本上的几个公式。其他同学有去美国的，去英国的，去荷兰的。这样的经历或许并不能换来更好的实习或是工作，但却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加丰富的经历。在一个好的平台上，永远都有多种多样的选择。
实习。在一个商学院，实习和找工作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作为一个要读PhD的学生，这些本来和我没什么关系，但我也去“体验了一下生活”。当时老板和我开玩笑，说他们那儿的实习生都被北大汇丰承包了。听着确实自豪，但认真想想却着实不易。正是一届又一届学生的努力才赢得了外界的信任，而这份信任得以使整个平台的运作进入良性循环。好在我体验了生活，也没有丢掉公司对北大汇丰学生的信任。
来到大森林密歇根已一年有余。过去的一年让我体会到了读书的不易，做研究的不易。和昔日同窗的交流，也让我感受到工作的不易，成长的不易。北大汇丰马上要迎来十岁的生日。十年对于一个学院确实不算长，但对于北大汇丰来说也确实不易。远在大洋彼岸，不能去看看新的大楼，只能送上晚到十二个小时的祝福。
张化成老师的一句话把我带进了汇丰，这里也用他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Follow your heart.”
马欣卫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10级北京大学经济学——香港大学金融学硕士；现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在读博士。
（撰稿：马欣卫 编辑：周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