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60年的历史与启示——海闻老师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讲话
2009-10-13 09:14:00
经济发展60年的历史与启示
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闻
应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的邀请，我于2009年4月5日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六十年：回顾与展望”的讲座。某刊编辑看了后希望能登到他们的杂志上，但他们的领导看后表态：“文章总体很好，但有些观点不适宜在本刊发表”。看来还颇有一些观点有争议，于是我就准备在自己的地方发表一下，供学生教师讨论批评。
海 闻
2009-10-12
编者按：“信心比黄金更重要”，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信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有人甚至说，新中国成立60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信心的增强。信心来自“中国速度”：我们用短短30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历程；这种自信来自于今天的中国实力：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60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在追求富裕和公平的道路上，经历了起起伏伏，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海闻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风云变幻的60年，最能够体现我们努力的60年，也是最激动人心的60年。”60年过去了，我们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未来要走的路更加坚定，更加自信了。
本期刊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报告会之四：经济发展60年的历史与启示。
这个题目其实很大，不好讲。我想，讲60年，肯定是要讲历史，但不是简单地讲历史，通过回顾60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历程，最主要的任务是，我们要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因为很多东西是在不断地重复，或者老问题不断地在以新的形式出现。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如果我们经常回过头去看一看，对历史比较了解的话，可能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通过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来回顾、分析过去我们走过的路，同时我更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探讨我们未来面临的任务是什么。
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
60年我国经济的发展，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57年，属于计划经济的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的时间里，我们尝试的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后就开始进行改革。1978年开始的改革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三阶段从1978年到1993年，基本上还是想坚持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里面提高效率，进行的是“体制内的改革”。第四阶段从1993年开始，实际上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彻底的对体制进行改革。所以，60年也可以分成两个大阶段，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计划经济解决发展问题。后30年实我们希望通过市场的办法来进一步解决在计划经济里面没有解决的问题。
1949-1957年：计划经济的准备阶段（恢复和建立公有制）
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一页的翻开非常不容易，因为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战争，百废待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步就是要恢复经济，但我们不是像欧洲和日本那样通过政府的资助，如“马歇尔计划”等，恢复因战争而受损的经济，我们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体制，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从一个私有的、落后的经济到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体制上的根本变化。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3年里面，我们最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和土地改革。当时的土地改革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全部分给农民。3年时间的恢复，尤其是土地改革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到1952年，中国经济已基本恢复了。
然后进入建立公有制的阶段，当时就想走得更快一些，提出我们要进入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家还都比较清醒，提的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可是当经济经过3年的快速恢复后，就觉得我们可以提前进入社会主义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社会，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出现了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需要有社会主义这个体制。当时我们还处在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还非常贫困、基本没有工业，还根本谈不上社会化大生产。但是，从1952年开始，我们在理念、政策方面就开始加快实现我们的理想，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呢？根据当时的理论，社会主义有三条基本原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当时的计划就是跟着苏联学，叫“五年计划”，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3年开始的。当时我们希望加快发展重工业，以使我国很快成为一个工业发达国家。同时，要计划就要公有制，我们的体制改革也加快了。原来是把地分给了农民，土地分给农民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私有制，只不过是从地主的集中拥有，变成了一家一户的农民拥有，这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主义理念。于是从1953年以后，我们又开始对土地所有制加快了改造，具体体现在农业的合作化。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农民刚分到土地很高兴，可是没多久又要搞土地合作化，农民当时并不是很情愿。我们就通过很多宣传工作，如“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合作社是铁桥，风吹浪打不动摇”等，以说服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在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同时，在城市里对手工业和工商业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这样，通过了将近10年的时间，到1957年的时候，我们建立公有制，实现了对于社会资源的统收统支、统存统放和统分统配，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第一步。
1958年-1978年：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第二个阶段就是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里面又分成几个小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为什么要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这和当时的世界形势有关。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有冒进的思想，他提出苏联15年可以超过美国。苏联是我们的学习对象，我们知道后也很激动，就提出了一个“赶英超美”的战略发展思想。怎么“赶英超美”呢？中国当时想做两件事情，一是希望能够通过“大跃进”的办法实现工业化。第二是通过搞人民公社，加快建设共产主义社会。1958年5月份，中央提出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就开始搞“大跃进”。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冒进的战略步骤。 “大跃进”的时候，整个社会非常浮躁。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有哪些政策：比方说人民公社当时想要实现“十包”、“十五包”，就是人民的生老病死婚，衣食住行用，政府全包了，大家都不用操心，不用花钱了，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理想！这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当时全国上下热情高涨。有一件事儿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大炼钢铁，要求家家捐铁，我们家没有废铁，我表姐就把她的小自行车给捐了。因为自行车上面有铁，所以把自行车捐了去回炉炼钢铁去了。
可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好景”不长，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衰退，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金融风暴，因为当时是实体经济的整体衰退。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是2000亿斤，到1959年，粮食总产量降为1700亿斤，1960年只有1400亿斤。也就是说，经过3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我们的粮食产量不但没有增加，而且低于1951年的生产水平。为什么出现这情况呢？其实很正常，因为人民公社的食堂是大锅饭，人们吃饭不用花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当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完全免费的时候，它的需求是无穷大的。反正是不要钱的，大家都去使劲吃使劲浪费，粮食不够吃，就把种子也吃掉了。而当不努力也可以吃到饭的时候，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去努力种粮食了。供不应求就是必然结果。
那次经济衰退可以说是60年当中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粮食极其匮乏，可人口还在不断增加。另外，三年“大跃进”，国有企业职工从2451万增加到5969万，都是捧“铁饭碗”的。所以，对这三年，原来的提法是“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当时既是天灾也有人祸，就是我们实行了一个非常过激的、不符合中国当时发展阶段的一种经济制度。1961年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饿死了很多人，中央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1961年以后，我们又重新退回来。人民公社撤销了大食堂，粮食分到每家每户。生产决策不在公社进行了，而是退到以生产队为单位。工业方面也缩短了基本建设，重工业砍掉了59%，这个幅度是还是非常大的，国有企业精简了1800万名职工，退回到农村。这样又经过了3年的调整，1965年时中国经济又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情况。那个时候我正在上中学，当时我负责学校里面的黑板报，每天的重大新闻都要登在黑板报上，所以我对当时的时事非常了解。我印象最深的是，1965年的时候，我国政府曾经非常骄傲的宣布，我们还清了欠苏联的债务，成为中国世界上唯一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当时我们都非常的振奋，好不容易我们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成为了一个能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可是，好景又不长，当我们的经济刚好一点的时候，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又开始激进，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其实也是经济体制的又一次冒进。也就是说，在人民公社当中我们没有实现的理想，“文革”时我们又想尝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公有和计划的经济体制。“文革”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消灭私有、消灭差别。“文革”前我们还有很多私有经济，还有很多所谓的个体户，农村里面还有很多的自留地，“文革”的时候，几乎把所有的私有经济都消灭掉了，在农村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许多地方把自留地都收走了。
“文革”是中央集权、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最大程度的实践，当然结果是造成了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可以这么说，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革结束这30年当中，我们始终是朝着公有制计划经济努力，而且是越推越厉害。当一件事情到了极端以后，大家就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了。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生产经营又退回到50年代初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包产到户”的状况。同时，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1978-1993年：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78年到1993年的改革又可以分成两个小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村改革，第二个阶段是城市改革。农村改革始于对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认可。从1979年开始到1984年，大概5年的时间，几乎99%的人民公社都解体了，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即包产到户的政策。这是大跃进后的又一次调整，但这次调整更为彻底，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寻求一种新的体制了。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是一个标志性的转变。这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里，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计划经济可能不是我们要走的路，就提出来要搞商品经济。这个时期搞了一些企业改革，因为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很成功，所以当时迷信 “一包就灵”，就决定把工厂也包出去试试。最早是实行承包制，把工厂承包给厂长。后来马上出现的问题就是：承包得好的时候，利益全归承包者了，一旦承包出现亏损的时候，烂摊子就还给了国家，而国家又不得不收拾这个烂摊子，因为很多工人发不了工资，国家不能不管。所以第二步就实行股份制改造。到目前为止，我们国有企业基本上还是一个股份制的形式，从原来全是国家的变成了国家拥有股份，但并不完全是国有的这么一种企业改革。
宏观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实行价格双轨制，一方面是坚持原来计划经济下的价格控制；另一方面又可以允许体制外的，或者计划外的价格市场调节。当时许多商品就有两种价格，甚至是两种货币，一种是人民币、一种是外汇券。外汇券买的东西要比人民币能买的要多，当时就出现这种双轨制的情况。
当然，这种价格双轨制弊病很多，也造成许多腐败。1988年就想放开价格管制，被称为“闯价格关”。在计划经济里，价格受控制，但要实行商品经济，价格必须是灵活的。那么从一个控制的价格变成灵活的、由市场控制的价格，这个体制的改革具有很大风险。这就像运行中的汽车的水箱盖，你长期捂住，但在它很热的时候猛然揭开，热水就会喷发出来，这是很危险的。1988年，全国上下经济建设热情很高，这时闯价格关，结果必然是价格疯长、出现高通货膨胀，由此又造成了1989年的经济不稳定。1989年以后我们又进行了调整，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改革才又出现新的高潮。
1978年到1992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不动基本体制，还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做小修补，增加积极性、灵活性、自主权。但是发现这样的改革问题也很多，所以到了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这很有意思，改革的关键转折点好像都是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至少在理论上宣布放弃了我们曾经为此实行了很多年的计划经济。我们意识到从体制内的修修补补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开始改变这个体制。
1993-2009年：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发展
1993年以后我又把它分成两段：第一阶段是我们自己的改革，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市场经济。第二阶段，以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是我们融入国际市场，开始了与国际接轨的市场改革。1993年中国正处在“复关”，即恢复我们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关键时候。关贸总协定也好、后来的世贸组织也好，都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俱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是当时的关贸总协定的成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根本没法参与关贸总协定，因为关贸总协定要提倡自由贸易，而我们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情况下贸易是不能自由的，贸易要是一自由，中央就失去对经济的控制力了。所以中国就退出了关贸总协定。后来在“复关”和“入世”的过程当中，别的国家就问：“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当时也做了很多的解释，人家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认同，不能认同你的市场经济有很多国有企业，你的市场经济里面有很多政府控制行为。但是又不能不让中国进来，因为中国太大、太重要，所以最后经过16年的谈判，中国最后在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为什么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中国政府承诺要按照WTO的体制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尽管我们还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已经把中国自己国内的改革变成了一种国际承诺了。原来的改革是你自己的事情，现在的改革就变成了你对世界的一个承诺。
中国“入世”不仅意味着中国可以更自由地向其他WTO成员国出口商品，也意味着中国更全面彻底的开放。“入世”对中国的最大机遇是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来加速自己的经济发展，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必须加速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有利于我们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也大大促进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和转型。一是有利于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业转移的机遇，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使中国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有利于利用全球的资源和技术，改善资源配置，提高就业水平，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三是迫使企业面对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有利于我国企业提高效率。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入世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又经历了一个GDP年增长率超过10％和出口年增长超过20％的高潮。
30年来，我们从面临经济崩溃的边缘，到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最重要的是改革和开放。以1992年“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在探索与实践中，我国在保持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加快了对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鼓励和促进了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注重政府对基础建设、公共服务、调节分配和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形成了转型时期一套独特的经济体制。从1993年以后，我国经济不但在总量上快速提升，在结构和质量上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各国都不得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90年代以来的发展变化感到震撼。
改革开放30周年来，从很多方面反映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我就举几个大的方面的数据：30年来，我国GDP每年平均增长9.8%，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15倍，经济总量排名从全球的第10位跃到第4位；贸易额年平均增长17%，从全球第32位变成了第3位；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7%，农村居民的是7.1%。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通过这30年，中国已经进入了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我们正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国家迈入工业化国家，未来将会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
简单总结3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
与前苏联和东欧相比，中国的改革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自下而上。我们很多改革的措施，最初都是从下开始实践的，比方说农业的包产到户、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等，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有基础的。第二，先干后说。这又是一个特点。国外的一些朋友曾经跟我说，你们中国的改革不如俄罗斯彻底，我说你不要光看文字上的东西，你到中国来看看，我们的开放程度、民营企业的发展，等等。我们在很多方面的改革是先做，改革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成为一种经验和法规，这和苏联、东欧的改革顺序正好是相反的。第三，循序渐进。我们的改革不是一下子铺开，而是先做试点，包括特区等，取得经验以后再推广。这样做的好处是尽量减少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震荡，降低风险，保持稳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第四，开放改革。我们的改革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而是边改革边向发达国家学习，边开放引进别国发展的经验边改革自己不适应先进生产力的体制。邓小平提出的“改革与开放”和江泽民提出的改革发展中的“三个代表”都很好地表述了这种理念。回顾改革开放30年，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经验。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开放仍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改革开放，在未来的历程中尤其要坚持这一点。
60年经济发展的启示
过去60年我们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起伏？会出现这么多波动？我觉得，这与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有关。中国始终在追求“平均”和“富裕”这两个目标，甚至把它们放在一起叫“均富”，“均”和“富”都是很好的目标，但它们有时又是相互矛盾或相互冲突的。富裕和平均当然都很重要，但是究竟是在追求富裕中尽可能保持一个较小的收入差别，还是在保持平均的条件下去追求尽可能的富裕，这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在寻求怎么能够让这个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又始终在强调“平均”的问题。我们前30年是一种努力，后30年又是一种努力，前30年中很多共产主义措施的出台和实践，体现“平均”的目标，后30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又希望能够实现“富裕”的目标。
中国历史久远，可是近百年来我们一直受外国列强的欺辱，到了1949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我们当然要追求中国的强大和富裕，我们也一直在选择能够实现我们理想和目标的制度。市场经济虽然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但固有毛病是它不能解决平均问题，市场经济本身就会造成差别，你要是能干，你就能获得很多的资源，获得很多的收入；你要是不能干，你就没有资源和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本身造就富人，同时也产生穷人，是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源。当我们看到中国贫困落后的时候，我们希望帮助穷人富裕，而在想消灭贫困的同时，我们往往也想要消灭贫富差别，认为少数人富裕是多数人贫穷的原因。因此，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然而，舍弃了市场经济，也就舍弃了有效配置资源和提高生产力的机制。不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社会也就没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不仅没有帮助穷人致富，整个社会都陷于停滞不前的状况。于是，我们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境遇，我们既希望能够富裕，又希望能够平均。要平均，你要采取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要富裕，你又要相信市场的机制，所以还是一个矛盾的过程。
当我们觉得致富成为一个主要目标时，或者当国家经济处在非常糟糕的时候，我们就会强调发展，会重视激励机制，会运用市场调节。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阶段，通过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创造了生产积极性。又比如三年自然灾害后，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我们又开始相信市场经济，承认差别，放松管制。而当我们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分配的平均问题，就会强调计划和控制。例如， 1956年经济发展不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强调平均，强调分配，强调政府作用和对经济的控制。1965年也是，经济恢复的比较好了，又开始搞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并把反私有和反市场的行为推倒了极端。总之，纵观过去60年的历史，我们老是在这两个目标里面徘徊。从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可以看到，无论从大的阶段，还是从每一个小阶段来看，我们都是一会儿会强调市场、一会儿会强调控制。只不过前30年是以控制为主，偶尔会强调市场，后30年是以市场为主，偶尔会强调控制。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据，看看60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大的波动。一个是1959年到1961年，GDP下降了20%左右，我们现在讲美国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当时他们的GDP也只不过下降20%多。我们六十年代初经济下降的幅度也跟大萧条差不多了。“文革”期间，1967年GDP也是负增长，到了1976年已经到了崩溃边缘。60年历史当中出现的最大的两次经济倒退：一个是1958年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换句话讲，你可以看看我们在什么时候是经济增长，在什么时候经济是衰退？当我们强调计划、强调跃进、过分强调公平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经济会呈现衰退的时候。
60年中，我们始终在公平和效益、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当中徘徊前进，我们的理想是均富，但事实是：很难达到均富，非常困难。“均”和“富”是有矛盾的，鼓励发展经济，就会拉大收入差别；通过控制市场来实现平均，就会打击致富的动力。为了实现“均”，我们就在分配上面下工夫。在分配上下工夫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不伤害富人的积极性的情况下来提高穷人的收入，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但是通常做起来比较难。另一种是通过抑制富人来改善穷人的生活，这个做起来比较容易，但结果往往是扭曲市场，伤害人们致富的积极性，最终出现的是均贫而不是均富。
为什么我们始终在均和富的这两个目标中挣扎呢？
这里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体制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平均的思想是非常强烈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比如，在我国，家庭财产的继承一般是平均分配，“诸子均分”。一个农民有三个儿子，当他要分财产的时候三个儿子要平均分的，这是强调平均。西方国家强调的是“长子继承”，他不强调平均，第二个儿子、第三个儿子靠自己去奋斗。他们想的是怎么样把财产有效的继承下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对于平均的理念较为淡薄。你再看看我们2000多年的历史，农民起义的口号都是“均贫富”之类，可见平均主义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受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就非常容易。
60年中，我们的社会发展始终在这两个目标当中平衡。现在，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比方说住房、教育、医疗。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现在一个近乎于本能的办法就是控制价格和加强管制，但控制价格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历史，因为很多事情历史上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刚才我讲到，人民公社时期我们有“十包”，现在大家可能也希望 “十包”，可是我们要认真想一想： “十包”现在有没有可能实现？政府承诺“十包”的结果是什么？还有一个是“低价”，就是对价格的控制，对价格的控制是要实现一个“均”的理念，因为有些商品穷人买不起，觉得价格太高了，希望降低价格使得大家都能买到。然而，良好的愿望并不能够实现，要知道控制价格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买不起”变成了“买不到”，因为价格太低的话就没人愿意生产。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低价的日子。比如，改革开放以前的房子很便宜，但是没有房子。我20多岁的时候，上海外滩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就是一对一对的年轻人在那儿谈恋爱，因为家里连一个谈恋爱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只能到外滩来。当时找房子要比找对象更难。事实上，解决价格高的问题应该是增加供给，放松对行业准入的管制，或在教育、医疗、住房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上对穷人进行适当的补贴，而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用行政控制的手段。通过回顾历史，尤其是回顾改革开放30年前的历史，我们要知道，简单的回到政府控制和计划经济是不能真正实现均富目标的。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要用一种新的理念来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纵观60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正在逐渐学会如何运用市场和政府在“富”和“均”之间保持一种平衡，那就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来致富，用好政府力量来扶贫。既要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又要不断消除贫困，保证社会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至社会不出现两极分化。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实现“均富”的核心是消除贫困而不是抑制富裕。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不满，其中之一是认为贫富差别在扩大。这些问题看上去是“均”的问题，而实际上真正需要解决的仍是“贫”的问题，只不过不同时期要解决的“贫”不同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当时粮食衣服是主要的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老百姓目前关心的是自己何时能够住得上房，孩子如何能够上得了学，全家怎样能够看得起病。于是，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成为新的重要的民生问题。近年来，各级政府除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外，开始关注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就业等方面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解决低收入人群基本民生的政策措施。但是，真正解决贫困人口的这些基本民生问题，还是要发展经济，要通过发展市场鼓励人们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政府必须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通过对穷人在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补贴，或通过直接提供这些方面的公共服务而不是通过过度干预市场牺牲效率来解决“贫”和“均”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在这方面的考虑与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6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会对“富”和“均”这两方面处理得越来越好。
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一般来说，每个国家都或迟或早会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最初的传统经济靠自然资源生活，称为寻求生存的阶段；然后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经济起飞，这是大量生产工业产品的阶段；接着就开始追求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等物质生活，也就是消费阶段；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后，人们就开始注重环境和健康，从而进入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阶段呢？中国实际上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我们从90年代开始处在一个经济起飞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通过市场经济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
工业化的问题我不用多说了，现在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要关注的是城市化的问题。为什么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必然道路呢？我从理论上简单说明：从产业特性来说，农产品占一国经济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小，农业以后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重要产业，这是一个必然趋势。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粮食不重要，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生产农产品了，而且，其他行业的发展远远要超过农业的发展。为什么其他行业的发展会超过农业发展呢？这跟我们农业产品的特性有关。农业的基本功能是吃饱肚子，所以它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而工业产品有一个无限发展的空间，比方说手表，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手表，颜色、功能、形状等各不相同，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发明创造。从产业结构上来说，当经济处在整体收入比较低的情况下，农产品的收入占的比重较大，但随着经济的增长，制造业和服务业将替代农业成为支柱产业。如美国，美国农业还是很发达的，但是服务业占美国GDP的80%，日本这一比例是72%，韩国57.6%，印度53%，中国的服务业只有40%。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从不发达到发达，几乎都要走城市化的道路，农村人口会急剧下降。不要讲欧美，就讲亚洲的国家和地区，现在日本的农民不到3%，韩国的农民6.4%，台湾地区的农民也不到6%，工业化后的社会结构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状况。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讲：经济发展就是要通过工业部门的扩张，吸收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从而达到消除经济中的工农业之间及内部所存在的各种结构失衡的目的。所以，我们真正要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就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未来，城市化是一个新趋势，城市化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过去60年始终在解决农民问题，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像搞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包括现在的“新农村建设”，都想解决农民问题，但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三农”问题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三农的问题呢？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加快城市化建设，把更多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到城市里来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作，让他们不再当农民，中国的三农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解决三农困境的过程，也是我们真正能够拉动内需的过程。拉动中国未来30年经济增长的就是城市化建设。你想一想，现在我们还有将近8亿农民，如果再转移4亿到5亿农民到城里来的话，这个需要盖多少房子，需要多少钢铁、水泥、木材，需要多少彩电、冰箱、洗衣机？人口的聚集，又会产生多少服务业？一旦城市化建设成为我们下一个阶段的核心，那我们的内需就会被真正拉动起来。我国现在城市化的水平，相当于英国1801年的状况，相当于美国1870年的状况，跟韩国比的话也差了将近30年，就相当于韩国1970年的情况，韩国1970年时候农业人口已经降到50%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是滞后的。
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为什么滞后呢？因为有很多中国独特的障碍，首先是观念上的障碍，一说城市化，就怕大城市会不堪负荷，像现在一讲城市化，北京人最害怕，因为北京已经非常拥挤、非常大。其实城市化有很多其他的概念，比方说“城市带”。像美国从洛杉矶到圣地亚哥，它是一片接一片的城市。我们从深圳到广州，今后也就是一个城市带，几条高速公路和城铁把城市连接起来了，这中间可以容纳很多的新城市移民。北京和天津之间、南京到上海再到杭州，哈尔滨到沈阳到大连，未来都可以形成城市带。还有农民进城的就业问题，很多人担心农民都聚集到城里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事实上人口聚集本身就可以产生很多新产业，10万人聚集在一起，餐馆、电影院等服务业就会出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很难像农村那样自给自足，社会深度分工与交换的发展本身就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当然，有些城市的发展本身就是围绕产业而发展起来的，农民是有了工作才到那里去的。要相信农民的创造力，相信市场机制。其次，制度上的障碍，包括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和农村的土地制度等。农民进城打工，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没有户口，农民在城里干多少年都扎不下根来。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来了，农民工失业了，只好回农村去，叫“返乡”。现在可以让他们“返乡”，似乎减少了政府的压力，但如果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话，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老把这个问题往后推，必须切切实实的来清除阻碍城市化发展的不合理制度和政策。
未来我们要加快进行的是“新城市建设”。
为什么叫新城市建设？因为我们需要的不光是盖房子，更重要的是要围绕城市化进行一系列改革和规划，要加快取消不合理不公平的户籍制度，要建立起不歧视农民工（应该是城市新移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里要实行土地可以流转的制度，让农民能把农村的土地转换为在城里谋业的资源。当然，为防止出现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大都市过度发展的问题，政府必须从环境、交通、生态等方面考虑对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进行规划。最后，政府要对城市化投资。这个投资包括对于新移民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基本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以城市化建设为核心的新阶段，我们必须消除阻碍这一发展的各种制度障碍并积极主动地促进这一进程。只有当成功地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我们前面讲的均和富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最后，我想总结概括一下。新中国的这6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我们在探索，力求寻找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就是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解决中国的问题，实现我们的“均”和“富”的理想。但是事实证明，很多东西并不是我们有理想就能实现的。后30年我们从过去的失败当中吸取了教训，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强调市场机制，一方面又强调政府的调节作用。我们为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有两个解释：第一可以解释为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第二可以解释为一个更加强调社会福利追求平等富裕的一种市场经济。我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强调社会分配，所以这是我们实现均和富这两个目标的最好选择。未来30年的中国还将处在起飞阶段，还会继续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总而言之，我们正处在非常伟大的时代。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风云变幻的60年，最能够体现我们努力的60年，也是最激动人心的60年。60年过去了，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积累不少失败的教训，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把今后的事情做得更好。
提问与互动
问： 您讲了过去中国60年的经济变革、改革，我觉得你唯一遗漏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问题的关系。为什么？
海闻： 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必须要互相配合的，这个毫无疑问大家知道，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政治改革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当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保持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对一个转型国家非常重要。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政府失去了对经济改革的控制，就产生了黑社会等，使得经济的改革转型它并没有像中国那么顺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改革不要进行，实际上，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提高决策的民主度，都是一种渐进式的政治改革。
问：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量的人失业，同时，大量的产品卖不出去。能否请海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他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是怎么走出经济危机，怎么克服商品过剩、劳动失业的问题？
海闻：产品滞销和失业是连在一块的问题，产品滞销了就会减少生产，减少生产就要解聘工人。任何一个国家通常都会有经济波动，我在美国近20年内经历过两次经济衰退：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次是90年代初。当时美国的失业率都接近或超过10%，不久也都过去了。现在这个金融危机来势凶猛，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金融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造成商品滞销，失业增加。怎么解决呢？一个是刺激需求，经济衰退的表现主要是需求下降，包括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企业的投资需求、国外的进口需求等。在出现经济衰退或危机时，政府就通过一系列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去刺激需求。一方面，政府增加开支以弥补下降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减税等措施，让老百姓和企业有更多的钱去消费和投资。这是把经济拉起来的一个主要措施。还有一个就是信心的问题。这次全球经济突然放缓跟金融危机有关，也跟现代媒体的发达有关。因为这次美国的金融出了问题以后，通过媒体在全球出现了放大效应，影响了信心，造成了全球企业为规避风险而出现的收缩。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现在有挺机枪突突打过来，打到了三个人，结果所有人马上都趴下了。你一看打了三枪怎么所有人都倒下了？其实大部分人是没倒下，只是都趴下了。现在很多生产企业和金融机构就是趴在那里，并不是所有的银行、基金都有问题，是大家一看到金融危机了，很多投资行为就停下了，大家都在想：我等等看。这就是信心问题。而这种信心问题有可能加深经济危机。为什么现在政府一再强调要有信心，叫大家，都起来吧，都起来吧，这个没那么严重。当大家都有信心了，都起来了，经济恢复的就会快一些。概括而言，对付经济衰退，一个是靠政府实行刺激政策，一个是靠企业和百姓恢复信心。
报告人小传：
海闻，1952年生于浙江杭州，经济学教授，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下过乡，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获经济学学士。曾在国外学习和工作多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经济学博士学位和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终身教职，1995年正式回国任教，其主要学术领域是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主要著作和译著有《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管理中的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