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经济论坛：周其仁教授主讲“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中国与全球经济论坛：周其仁教授主讲“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
周其仁教授在讲座开始就向听众讲述了世界经济的变化。他提出世界经济版图发生变化，已经不是二战结束后的形成的固定的格局了，一些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上升，已达到将近50%，边际量增长也很快，其中表现最好的还是中国。09年中国经济总量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二、三大，边际上看中国增长已经连续三十年达到10%左右，边际贡献非常大，介入全球贸易非常深，出口额由世界22位跃居美国、德国之后，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量不断上升，尤其是中国制造业非常引人注目。
他引用美国《商业周刊》的评论，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独特的特性：中国开放度是少有的，容易吸收其他国家的东西。目前面临这么大的经济危机，高举贸易自由，反对贸易保护的国家中中国是站在前列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尺度也是不容忽视的。亚洲四小龙都是千万级的人口，市场容量有限，中国13亿人口，市场容量本身就是巨大的力量。中国与一般发展中经济的不同，比较宽。计划经济时代依靠国家力量搞了一些非劳动密集的产业，虽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在很多资本、技术密集的领域也不是空白，积累了一定人才和经验。现在还可以引进市场力量。大尺寸的经济内外竞争非常激烈。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这些成绩使目前出现很多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乐观估计。
二、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
周其仁教授由要素成本、制度费用和要素数量这三个变量共同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奇迹。学术界有观点认为竞争力来自于廉价劳动力，劳动力便宜当然是中国的竞争力，但中国过去人工成本更低，为什么那时没有中国经济没有现在这样的发展？要素要转化成有竞争力的商品，需要在一定制度条件下进行组织， 中国30年前制度成本高到无穷大，不能搞民营企业，不能自由出口。制度是传统经济研究中容易忽略的变量。 中国经验证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变量。改革急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组织成本、制度成本，开放使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缺少制度这个变量，无法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人善于学习，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迅速，观念、知识、技能和产品质量方面的进步神速。中国在教育技能上的投资是惊人的，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留学生派遣国，在职教育的规模也大到难以估计。周教授指出中国正经历着一个经济大时代的来临，工业革命时，人口以百万计，而到了中国、印度、巴西卷入全球经济，资本、信息、技术人才在几十亿人口的全球范围内如此大规模流动和重组，这种局面是空前的。他由三个变量的走势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一定的挑战。
由2004后劳动力成本的走势来看，要素价格仍然低，但农民工收入相对变动率变化。就制度成本走势而言，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是很不均衡的，不同领域推进速度有差别。推进快的领域取得的成绩掩盖了推进慢的领域存在的问题。制度成本显著下降一段时间后有回升趋势。民营企业家花在市场和技术上的力量往往少于花在公关上的力量。最后看学习曲线的走势 由于学习是服从于体制的，体制决定了学习的内容。体制的歪曲会影响要学习的内容。再看看经济本身，我国在高速增长中结构的失衡的问题也在加剧，这些问题的累积在08年有一个阶段性的发作。
三、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的原因
08年中国出口剧烈下滑。这次经济危机看似与97亚洲金融危机不同，是核心市场美国、日本、欧洲经济出现了问题，造成中国出口严重下滑，并由此对采购、就业、投资和税收等方面带来连锁负面影响。从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理解，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一旦国际市场不行，订单减少，困难就来了。但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并不仅是外生因素带来的，其实是内外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是三个因素造成了目前中国的困难。
一是04年以后宏观总需求的变动。93、94年中国进行了汇率改革，解决了人为高估人民币的问题。可是当时提出要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后，遇到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承诺不贬值。之后中国的汇率等于是没有宣布的固定汇率，在8.2左右差不多实行了十年。这期间中国经济有了巨大变化，生产力进步很快，中国商品物美价廉使得对中国商品需求增加，顺差越来越大。1998年后，中国对内是启动内需，特别是大手搞基建；对外是在没有宣布固定汇率的固定汇率，出口能力越来越强劲。内外都上来了，总需求就顶上来了。2004年出现所谓的“结构性过热”，其实是巨量的货币流动性在市场里漫游，从钢材价格、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直到投资品如普洱茶、古董的价格，没有不飞涨的；最后才在2007年4月后冲击CPI. 可惜国内各方面对此没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很多人始终坚持人民币不升值对中国有利。在汇率机制没改变的情况下，为使宏观总需求平稳，给过旺的外需让路，2004年以来国内生产与投资实施的一系列行政、法律、经济调控措施，对国内需求进行抑制。
第二、对过热的外需的让步，大量货物出口，美国市场收缩、欧洲市场收缩，最近美国储蓄率从多年的0回升到2%，对中国来说，这对中国货物的订单有负的影响，再加上现在的保护主义也有抬头的迹象，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很大困难。
第三、流动性漫游引起资产价格的离谱上涨，导致个人、家庭、企业的投资决定出了大错。人们甚至以为，所有这些资产价格还会一直涨下去；这样脱离基本面的预期，带动过度投资，最后一旦遭到挫伤，又转为预期崩溃下的投资不足。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经济面临现在的困难。
四、对未来形势的估计和应对
周其仁教授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也表明了上一波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带来了11%-13%的年度GDP的高增长，但是内在的基础不够或者配置不够。本来中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层，因此指出中国的经济结构是有问题的，要进一步改和进一步调整，可是主动的调整没有改变，现在是客观地、被动的由于大的金融危机把这个话题提上议程。周其仁教授强调不能简单认为这是一个临时的外部的冲击，要认真研究内部的缺陷，特别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
中国政府提出的"保8"，今年实现2.4万亿的增长还是很有可能达到的。但在日本、美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可能面临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保持6%、7%的增长速度已经是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速了，达到8%的目标行业和企业还是会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与其仅仅把经济速度拉上来，继续高投入、低效率甚至靠货币推动，倒不如借此机会对体制和经济结构进行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扩大实质需求。中国经济过于外向，除了汇率预期与相对价格的指引这些宏观上的原因，有一个微观基础，这就是对内的改革、对内的开放，还是不平衡，在一些领域，制度费用还是极其高昂，或者与外部世界的构成对照，结果，市场里的企业与产业，趋利避害，导致国民经济的外向依存度奇高。周其仁教授指出我们应该利用危机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借此良机，认真改机制，大力调结构，奠定未来长期增长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