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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大萧条经验对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有帮助吗

发布时间:2017-04-19 16:43:19   浏览:[] 发布人:shengxc

 1930年,美国大萧条时期,失业的人为了买5美分的苹果排成长长的队伍。

大萧条经验对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有帮助吗

文|何帆,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院执行院长,原文刊于《财新周刊》2017年第2期。

  马克·吐温说:“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但总押着同样的韵脚。”当我们遇到严峻挑战、需要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历史经验就变得格外有用。决策犹如在迷雾中摸索,犹如在惊险中一跃,除了历史经验,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呢?

  理论往往是难以令人信服的。预测经常是不准确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会给决策过程带来掣肘。相比之下,历史经验往往最具有说服力。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埃森格林教授在其新作《镜厅》里,讲的就是如何以史为镜,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和未来。他既研究国际经济学,也研究国际政治学,尤其在经济史方面建树最多。他的《黄金镣铐:金本位和大萧条,1919-1939》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研究大萧条的经典之作。

  《镜厅》主要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1世纪初的大衰退。这两场危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现在已经过去八年了,如果我们做一个总结,大萧条时期的经验,真的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有帮助吗?

 

 《镜厅:大萧条,大衰退,我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美]巴里·埃森格林 著 何帆 译

中信出版社

2016年9月

  答案并不是简单的是或非。我们不妨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进来。当人们试图总结历史经验时,他们可能会总结对,也可能会总结错。当人们试图根据历史经验做出现实决策时,他们可能做出正确决策,也可能做出错误决策。因此,我们会有四种可能性,如果做出坐标图,它们将分别处于四个不同的象限。第一象限是:正确的历史认识,正确的现实决策;第二象限是:正确的历史认识,错误的现实决策。第三象限是:错误的历史认识,错误的现实决策。第四象限是:错误的历史认识,但现实决策反而是正确的。

  我们分别来考察一下这四种可能性。

  第一种,正确的历史认识,正确的现实决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决策者迅速行动起来,避免了再次出现大萧条那样的悲剧。是的,在2008年之后,还是出现了旷日持久的衰退,发达国家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但美国失业率最高值在2010年达到10%,大大低于大萧条时期的25%。大萧条之后,金融体系几乎完全崩溃;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尽管金融机构遭受重创,但依然过得非常潇洒。不得不承认,由于应对政策更为得当,产出下降、失业高升、社会紊乱和民众痛苦的程度,都较上一次大危机时期更低。

  这说明经济史学家对大萧条的研究发挥了作用。大萧条时期,受到错误的经济教条的影响,政府在最需要刺激经济的时候,却害怕财政赤字太多,忙着重建财政平衡。这种做法使得经济局势更加恶化,财政平衡也变成了泡影。在本该卧床休息的时候,偏偏要到户外顶着寒风跑马拉松,这才叫不作不死。

  大萧条时期,中央银行家都是真实票据论的奴仆。他们的信条是,中央银行只应该提供与经济活动所需相匹配的信贷量。经济繁荣的时候,央行需要提供更多信贷,经济衰退的时候,央行就要减少信贷供给。这一教条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于是,繁荣的时候,经济过热,衰退的时候,经济危机。同时,各国政府对于救助出了问题的金融机构并没有经验,要么作壁上观,要么想帮却束手无策。于是,金融机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张倒掉了。

  反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几乎不约而同都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敞开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避免了银行间的恐慌进一步蔓延。各国政府还采取了非常规的手段救助出了问题的金融机构,甚至直接向一些金融机构注资,把它们“国有化”了。

  我们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启发?从历史的失败案例吸取教训,容易,也不容易。容易在于,你只要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超反方向调整就行。不容易在于,改弦更张,总会有各种反对的声音。什么时候更可能成功呢?那就是当危机来得太快太猛的时候。这时候,决策者不得不当机立断、力挽狂澜。这种危机感有助于帮助决策者摆脱陈腐偏见的束缚,大胆地尝试新的方案。任何一种政策都可能带来副作用,但只要方向是对的,到最后,副作用其实都不会太大。

第二种,正确的历史认识,错误的现实决策。

  大萧条的主要根源是出现了银行业危机。不难发现,在处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决策者也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商业银行。这使得他们忽视了影子银行、衍生产品等新生事物。正是由于这一忽视,才酿成了本次危机中最大的错误,即允许雷曼兄弟倒台。

 2013年3月15日,美国纽约,应聘者排成长长的队伍。

  雷曼兄弟不是商业银行,不吸收存款。决策者们误以为,它的倒闭不会引发对其他银行的挤兑,忽视了雷曼兄弟对货币市场的影响。在正常时期,货币市场是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融通短期资金的主要渠道。雷曼兄弟在货币市场上发行了大量短期票据,过去,投资者认为这些短期票据几乎是没有风险的。雷曼兄弟倒闭后,投资者才发现,兄弟是靠不住的,货币市场是有风险的。货币市场上的资金几乎在一夜之间蒸发得无影无踪。正因为雷曼兄弟的倒闭,才使得金融危机扩散成为经济危机。

  从历史吸取教训,还可能会出现另一种问题。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过分地拘泥于历史经验,反而会让人畏手畏脚。

  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曾出现过恶性通货膨胀。有些学者认为,正是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才使得希特勒最终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上台,随后迅速推行纳粹专制。这让德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害怕通货膨胀。鉴于德意志联邦银行在欧洲中央银行中的影响力,再加上身为欧洲央行主席的法国人让·克劳德·特里谢急于表现出他和德国人一样,是一个反通胀斗士,德国人的恐惧最终变成了欧洲的政策。在欧洲遭受债务危机冲击之后,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反而要求希腊等国家大幅削减预算赤字。2010年,欧洲央行贸然下结论,认为复苏可期,可以逐步退出其非常规政策。2011年春夏欧洲央行更是两次升息。这使得欧洲不仅没有迎来复苏,反而陷入了第二次衰退。

  我们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启发?历史并不会重复自己。水在流动,船在前行,在上游掉进河里的宝剑,到下游是捞不到的。要想更好地借鉴历史经验,必须先了解历史经验的局限性。从历史中得到的经验,在教会我们关注一些风险的同时,也会误导我们夸大一些风险,而忽视另一些风险。

第三种,错误的历史认识,错误的现实决策。

  埃森格斯将这本书取名为《镜厅》是有典故的。镜厅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建造的凡尔赛宫里最豪华的殿堂。厅内一侧有17面朝向花园的拱形落地窗,另一侧是17面巨大的镜子,与拱形窗相互辉映,把整个大厅照得金碧辉煌。在镜厅举办舞会的时候,翩翩起舞的宾客们可以看到自己在镜子中的无数倒影,如梦如幻。普法战争之后,德皇威廉一世就在镜厅加冕,并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指定德国在镜厅签订和约,以报一箭之仇。

 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镜厅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可追溯到“凡尔赛和约”。“一战”之后,战胜国认为能够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宝贵的教训,就是削弱德国的力量,以免其东山再起。“凡尔赛和约”规定了非常苛刻的条件,要求德国赔偿。德国破罐破摔,干脆搞个恶性通货膨胀。“一战”后,欧美各国还错误地想恢复金本位制,以为只要恢复金本位制,就能回到战前的黄金时代。金本位制束缚了各国的手脚,成了凯恩斯所说的“黄金镣铐”。

  我们现在能够看得更为清楚,“一战”后,各国对战前的黄金时代为什么会突然结束,为什么会出现残酷的战争,并没有清醒的反思。他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时代见证了科技的巨大进步、财富的涌流、社会的进步,以及难得的世界和平,大多数人只是本能地怀念过去的好时光,徒劳地想要修复破碎的镜子。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各国仍幻想着能够回到过去,这是当时的决策者最大的错误。

  历史不会自动地把谜底揭开,清清楚楚地展示给世人。各种头绪盘根错节,各种力量勾心斗角,各种信息扑朔迷离,准确地鉴别真伪,并对历史趋势做出可信的判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们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启发?历史首先是观念的历史,如果我们仍然抱着陈旧的观念,就无法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解读历史的时候,要把各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放在一边,随时准备修正自己已有的认知。

第四种,错误的历史认识,但阴差阳错,现实决策居然对了。

  最经典的案例是《斯穆特-霍利法》。这是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臭名昭著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案。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这个法案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冲击。但是,经济学教科书讲的是错的。《斯穆特-霍利法》是由众议院议员威利斯·霍利(Willis Hawley)和参议院议员里德·斯姆特(Reed Smoot)共同提出的。1930年6月17日,胡佛总统批准了这一法案。在签署法案的时候,胡佛耀武扬威地用了六枝纯金水笔。《斯穆特-霍利法》将可征税的进口品的税率从38%提高到45%。

  这一法案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呢?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艾文(Douglas Irwin)的研究结果是,《斯穆特-霍利法》使美国1929年的GDP最多减少了1.16亿美元,或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0.1%,这和大萧条带来的冲击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有人说,提高关税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影响了投资。是的,1929年的投资确实较为疲软,但到1930年就已经企稳,并没有发现《斯穆特-霍利法》对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斯穆特-霍利法》带来的最大的冲击,是破坏了国际合作的气氛。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用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的说法,它“刺激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意大利因其草帽和橄榄油对美出口的关税被提高而抗议。瑞士的手表制造商义愤填膺。西班牙对美国的葡萄、柑橘、洋葱出口均受到影响。拉丁美洲国家也在抱怨美国给予其农户的贸易保护——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初级产品价格本来就已经疲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让它们雪上加霜。它激发了其他国家的报复,并导致国际联盟举办的一次关税削减会议破产。

  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科书里关于《斯穆特-霍利法》使得美国深陷大萧条的说法是夸大其词的,但这一误读早已深入人心,使得人们对贸易保护主义心存警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总体来讲对实施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克制,这种克制的态度又使得其他国际政策协调变得更加容易。这可以算是一个有趣的案例。

  当然,像特朗普这样连教科书都不读的人上台之后,是否会彻底破坏国际合作的气氛,掀起贸易保护主义的狂澜,这就不好说了。《斯穆特-霍利法》没有完成的破坏事业,看来要交给特朗普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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