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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金岩石:中国商道的源流与局限
    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源于商道,而中国的商道源于何处呢?中国古代有殷商两代,殷朝立国于今日的河南安阳,而商朝起源于河南商丘,当时是两个部落。商盛和殷衰的原因一定有很多,但历史记载的河南商丘是“三商源”,其一是商姓,其二是商业,其三是商朝,商族人首开易货贸易,因此立国为商朝。这个说法如果成立,则河南商丘是商道之源。
 
  从商朝到春秋,商道的地位仅次于王道,若以文化的正统地位来定义国学,儒学萌芽于春秋战国,道家是王道之本,佛教则是舶来品,传统国学的源头有二,其一是王道,其二就是商道。春秋时期商人开业最常见的对联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陶朱公就是范蠡,曾任越国和卫国的宰相,辞官后隐姓埋名,侯时转物做贸易,发家于山东陶县,故名陶朱公,这是人们熟知的故事。但端木的为人及商道却鲜为人知,端木是双姓,单名赐,就是孔子门生子贡,也曾两度官拜丞相,后来靠经商富甲天下。在《论语》中,孔子提名最多的是颜回,其次就是子贡或端木赐。子曰:“赐不受命,而货值焉,臆则屡中……好废举,时转货值,家累千金”。据说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子贡的财富,其身价高于今日之亚洲首富李嘉诚。在古文中,“臆”就是预测,“废举”是买进卖出,子贡追随孔子为何能够“臆则屡中”呢?我想是因为子贡追随着孔子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均面见王公贵族,所以能提前知道哪国和哪国要打仗了,预先囤积粮草再于两国开战时卖出,战后子贡又能提前知道战败国的王公贵族们逃去哪里,提前守候,以食物换金银财宝,此为“国有资产流失”,若战败国的君臣复国了,子贡登门求见,把当年用食物换来的金银财宝“完璧归赵”,龙颜大悦,赏金千两,赐田万顷。在信息不充分流动的时代,子贡善于用信息获利,把孔子用作“信息终端”,堪称中国投资人之祖。
 
  子贡依靠孔子获得信息而发财,拜师于孔子门下,从此商道从儒,隐行于市,此为“端木生涯”,就连老子都曾对孔子说过:“良贾深藏若虚”。商道隐形,儒学升级,直到南宋中期,永嘉学派的代表叶适又以重商主义的“事功之学”与儒家分庭抗礼,一度与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三圣”,这是商道在中国回归国学正统的短暂时期,但很快就又被朱熹理学的“独尊儒术”挤出了国学圣殿,此后直至邓小平以“发展是硬道理”变革中国,商道在中国才再次进入正统国学。
 
  纵观中华商道,从商朝的易货贸易到陶朱公的侯时转物,再到子贡的“臆则屡中”,重点都在贸易和投资,并没有工业化时代的增加值概念,也就没有现代商道之逐厚利的文化。现代商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86年,古巴比伦灭了犹太国,把数千名犹太工匠和犹太富豪虏为奴隶,史称“巴比伦之囚”。犹太富豪们聚在巴比伦,后来以希伯来语完成了《塔木德》,也被称为巴比伦富豪的理财圣经,今日华尔街的金融文化中有许多商业理念来源于《塔木德》。比如,“富人就是用别人的钱赚别人的钱”,“没有现金就是穷人”,等等。犹太人重教育,重投资,以人为本逐厚利,逐渐形成了现代商道的普世价值。
 
  以人为本逐厚利的文化传到中国应在明清之际,流行于民间,有几个大学的商道培训课程推荐书中都引用了一位清代无名氏的话:“凡善贾者,其识必广,善取利者,其智必高,商以智为本,智以人为枢”。这句话体现了现代商道的普世价值,即利—智—信。商人不讲商道,如妇人不守妇道,看似风雅而有悖诚信。为商不逐厚利,势必固步自封,不求创新。薄利多销的企业由于随时面临亏损,所以偏好血汗工厂,很难以人为本,融智融资。中国商道从古至今都提倡“深藏若虚”,所以排斥现代商道的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