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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耕读书会 | 杨渡:台湾现代化转型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7-06-22 09:16:36   浏览:[] 发布人:guoqian

  6月14日晚,由腾讯·大家、经济金融网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MBA项目联合主办的“耦耕读书会”第十期,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行。本期读书会邀请到台湾作家杨渡,讲述台湾社会从农村转型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现代化历程与社会的变迁。

  杨渡先生与深圳有着特别的机缘,从他1989年4月初第一次踏上这片尚未腾飞的“荒凉土地”,到如今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剧变,这里是“全中国所有冒险家的乐园”,只有在这里,才会以如此短的时间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得以实现的转型。纵观台湾发展的历程, 两岸一点都没有距离,经历了同样快速的社会转型,历史与人物都是那样的真实有触感,贴近每个人的心灵。

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超速转型

  通过一张张图片,杨渡先生如放映电影般为我们重现了台湾社会的转型。故事的开始,也是杨家漂泊命运的开始:出身农民的父亲为了寻求出路背负了高利贷,母亲也因此受到牵连开始逃亡,尚且年幼的杨渡不得不迅速成长为一家之主。他开始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父母背负了这样的命运,后来他渐渐明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免会有牺牲农业,以补贴工业资本的过程。这不仅仅是杨家的命运,当时的台湾,许许多多的农民,都在承受这样艰难的转型。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只用了短短30年的时间。而西方则以400年的时间完成这一转变。杨渡先生说,西方是一点一滴从教育、制度、文化等各方面慢慢转变,而对于我们而言,何其有幸又何其不幸生长在这个10倍速的时代,扭曲着、变形着。

  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经历了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痛苦,也涌现出一批具有革命精神的农民运动领袖。杨渡先生讲述了李应章和简吉的故事,满含历史的温度与关怀。1945年台湾光复,是台湾命运的转折点。然而,接手台湾的国民政府是一个落后的政权,腐败问题严重。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经历过初步法制和现代化的台湾,此刻便有诸多不满,最终演变成1947年的一场暴动,成为台湾历史上又一处伤痛。

  真正为台湾带来历史机遇的时刻,是1949年的大迁徙。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不仅带来了军队,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这其中不仅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雷震和周德伟;有文化传统主义者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还有文化艺术的传灯人于右任、黄君璧、台静农等。台湾的文化人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中落地的,没有可以容纳他们的机构,知识分子在各地高成低就。中研院史语所在仓库边搭几间违建的房子作为临时研究室;吕佛庭、李仲生等人则来到底层教育机构里教育下一代的孩子们。乱世之中,一个知识分子若能找到讲堂,文化的根脉就传承下去了。杨渡先生感慨到,正是由于这么多知识分子为台湾穷人家的孩子做出了奉献,才让台湾这个“世界边陲”化身为“文化中心”。文化之火的传递,让台湾永远感念。

工业社会——台湾现实的演变

  讲完文化,杨渡先生将话题转向台湾现实的演变。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提升了台湾农村的生产力,也催生了台湾最早的资本家。在美国的援助下,台湾经济也呈现出了特别而有趣的面貌。杨渡先生讲到当地居民排队到“耶稣庙”(即:西方教堂,但当时台湾人这样称呼它)领面粉,把吃完的面粉袋子做成小孩子的内裤,上面还写着“净重22公斤"、“中美合作"等字样引起在场听众的一阵欢笑。50年代末的冷战让言论和文学自由失去了,戒严巨石下,现代主义文学悄悄生长。洛夫《石室之死亡》正是在这一时期写就的,用似懂非懂的语言描绘着死亡之威胁感。1965年蒋介石连任,成为戒严时代的缩影。威权政治让台湾失去了很多可能性,而台湾的经济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年轻的劳动者进入工厂,农村向工业输血,一曲流行歌《孤女的愿望》传遍大街小巷。由于工业的发展,台湾开始有了新的文学,白先勇、陈映真、施叔青等人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代表。而当大陆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时,台湾恰提出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杨渡先生说,在时代的犹疑变迁中,文化会带我们寻找恒常的价值观,成为我们内心思想的依靠。

  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工厂扩大,变成加工出口型工业。许多年轻女工在中学毕业后就投入到工厂里做工。杨渡先生称,台湾的经济奇迹是用女工的青春和健康换来的。她们没有社会福利与保障,生命健康还遭受污染的威胁,令人痛心。这一时期台湾外交的失利,使其产生了“我是谁”的自我认同危机。失落中的台湾,出现了林怀民、李双泽等一批文化人,乡土文学发展了起来,这是那个年代台湾的自我觉醒。中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的声浪大增,被压制的诉求最终演变成了“美丽岛事件”这一群众运动。

商业社会到现代化社会

  对于突然增加的财富,台湾显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8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价值观极端混乱的年代,房地产狂飙,有钱的地主和企业家不知如何处置自己暴增的财富而去买跑车、赌博,贫富不均导致台湾发生第一宗抢银行案件。社会极速发展所带来的伤害,在每一位劳工身上一点一滴地体现出来,劳工运动、农民运动、环境运动相继开展,被压抑的人们开始要求自己被剥夺的社会正义。对于过度商业化的社会,罗大佑用“台北不是我的家”唱出了自己的叛逆。在各种社会运动中,最令人动情的是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三十多年过去,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老兵依然回不了家,他们集体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面,诉求只有一个:想家。杨渡先生说,一个“想家”,触碰到了人性中最温情最柔软的部分,两岸之间所有的心结都因此打开,预告着一个大历史的开始。

  1986年,蒋经国顺应时代的脉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至此,台湾进入一个开放社会的时期:野百合学生运动、慰安妇站出来向日本讨回公道、辜汪会谈为两岸打下和平基础……一个消费社会来临了,迈克尔∙杰克逊在1995年来到台湾举办演唱会;邓丽君的逝世,那些柔情细腻跟着戒严时代一起结束了。

  读书会的最后,杨渡先生说,唯有我们这一代人有此际遇见证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资讯社会并存的魔幻现实。时代剧变的洪流中,我们没有那么英明,因此要学会宽容,对人性与时代宽容,也是对自己的宽容。所有的记忆与反省,是为了给予我们向前走的力量。

  (撰稿:蔡泽彬,摄影:谢凤、郭永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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